中評社北京1月25日電／就業形勢在短短一年內發生了巨大變化。一年前，經濟學界還普遍樂觀地認為“劉易斯轉折點”很快將要到來，需要考慮如何應對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一些東部沿海地區已經出現“民工荒”和“技工荒”，而當前我們面臨的卻是嚴峻的就業需求不足問題，以及由於需求不足所帶來的勞動力供給過剩問題。
新華網刊發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任遠教授的文章說，經濟危機改變了勞動力市場的格局，並對農民工就業產生強烈影響。由於外部需求不足帶來出口萎縮，生產加工企業經濟不景氣，企業破產倒閉增加，使農民工失業日益嚴重。1月22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外出打工農民工回家的大概占 1/4，其中大約有20%的人因為所在的工廠受到金融危機衝擊停產、半停產而回家。
農民工在遭遇到外部經濟壓力下的“返鄉”，是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種緩衝性機制。農民工進城屬於“暫住”進城，是一種不徹底的城市化。多數農民工沒有城市戶口，戶籍制度及關聯的各種社會保障成了一種門檻，把農民工攔在城市制度體系之外。因此，當農民工能够在城市穩定就業和長期居住時，他們可以居留在城市發展創業，而當其由於年齡較大或者失去就業機會，他們也會被迫離開城市、返回農村。當城市部門感受到經濟危機的衝擊和壓力，也可以通過農民工返鄉來緩解和釋放在城市中集聚的社會壓力。
但是經濟危機下農民工的回流和返鄉，也可能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信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迅速增長帶來城鄉二元結構的鬆動，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十六大以來也日益加強了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合同保障和工會保護，促進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這些經濟社會的進步是否會隨著農民工率先失業和返回農村而有所推遲、甚至發生倒退呢？在經濟危機面前，政府需要考慮的不應是如何利用農民工來緩解其受到的經濟壓力，而是要努力承擔對農民工就業和保障的責任，努力使人口城市化、農民工市民化、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水平。
農民工作為社會弱勢群體，在本輪經濟危機下利益損失相對更大。第一，經濟危機帶來城鎮失業率上升，農民工更是率先失業，農民工失業問題更加突出。第二，即使由於《勞動合同法》的保護保持了就業機會，而由於企業利潤的下降，流動人口的收入也會下降，特別是在缺乏社會保障和企業福利的情況下，農民工的實際收入水平下降更加明顯。第三，隨著經濟危機影響逐步加深，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可能會有所倒退。勞動監察部門為了降低企業的成本，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對企業社會保障的監督，實際上實施了一種以弱化保障換就業穩定的策略。而對於返鄉的農民工而言，由於不能實現社會保障金的跨地區流轉，不少流動人口在返回農村時也選擇退保。這樣一些現象說明經濟危機下，農民工經濟收入和社會福利損失都非常明顯。城市市民群體相對於農民工群體，其應對危機的能力明顯更強。流動人口反而更多地承擔了經濟蕭條所帶來的社會成本。隨著農民工收入下降、保障水平下降和返回農村，不免令人擔憂經濟危機下將進一步擴大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出現經濟危機和社會不穩定性同時擴大的後果。
更大的風險在於，第二代農民工已經具有較強的進城導向。一些農民工寧願流蕩在城市中尋找機會也不返鄉，或者他們客觀上也不具備在農村部門從事農業和謀生的知識，那麼他們的回流和返鄉也是將社會風險從城市部門轉移到農村或者小城鎮。這幾年的農村調查已經發現，無所事事的返鄉流動人口是造成農村治安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經濟危機所引發的返鄉潮，對於農村落後的生產力而言，可能會轉化為一種重負。
應對經濟危機的壓力，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應讓農民工承擔經濟危機帶來的不良後果，而應該在危機中著力加強農民工的保護，強化社會穩定的基礎。政府加強對農民工的保護，一是可以通過傾斜性的財政支出，擴大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包括加強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設，加強社會化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制度建設，加強對農民工的生活救助，以增強農民工應對經濟風險的能力；二是不僅應促進農民工就業，也要提高農民工在城市中穩定就業的能力；三是加強農民工在城市得到新的知識培訓和不斷發展的能力；四是減少對農民工就業和創業的限制，並盡可能地提供政策和資金的支持，增強其在城市中生存和發展的能力。例如可以實施必要的制度規定允許和規範群租、馬路設攤、非正規就業組織的設立，等等。應盡量減少流動人口的返鄉，想辦法讓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居留下來，通過各種途徑保障農民工通過自身努力可以實現在城市的發展，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繼續加強對農民工的保護和支持，使城市和農民工一起應對危機和渡過危機。只有這樣，才能通過持續不斷地改善民生、促進融合，積極地促進人口城市化、促進流動人口的市民化、統籌城鄉發展和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