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2月2日電／台灣聯合報發表社論說，扁家弊案已進入一審，但一般民眾對此案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實現最後的正義，似仍普遍抱持懷疑。這並不是杞人憂天，至少從現實的角度看，特偵組檢察官的任期僅剩最後兩個月，別說不足以揭開二次金改的黑幕，就連奉陪扁家打完四大弊案恐怕都有困難。遺憾的是，這麼明顯的問題，卻沒有任何司法行政長官想要設法解決。
社論說，特偵組是在二○○七年四月二日掛牌運作，當時規定是兩年一任，因此，這批檢察官到今年四月一日均將任滿。若依此規定，本屆檢察官兩個月後皆需歸建原單位，由“檢察總長”另行任命檢察官接手偵辦。如此一來，新人得重新閱讀相關卷宗，從頭了解案情；這不僅虛耗時日，以扁案之關連複雜，新檢察官未必能全盤掌握箇中蹊蹺，將如何在法庭上與陳水扁展開舌辯攻防？
特偵組對檢察官設有期限，原意在防止他們濫權；但以時間作為切割，在現實上卻構成了偵辦的形式障礙和實質障礙。試想，扁家在海內外究竟還有多少貪汙贓款，特偵組其實尚未充分查明，由於時間迫促，只好將四大案先行分割起訴，這就是任期造成的障礙。再往後看，二次金改弊案更是藏汙納垢，但檢察官卻僅餘兩個月期限可偵辦此案，想到這裡，他們不會覺得意興闌珊嗎？
觀察特偵組近兩年的表現，除少數人私下與扁交往確屬可議，整體而言，多數檢察官的能力和品格頗受肯定，他們也提出了一份可昭公信的調查起訴書。然而，這八個人的偵查團隊所承載的社會期待，相對於他們從司法體系獲得的行政支持，卻完全不相對稱。他們的偵查任務龐大而繁重，所受的社會壓力沉重，司法行政部門卻只是一味袖手旁觀，從未能提供實質有效的支援。如今，他們任期即將屆滿，長官們對後續偵辦的去從也還在裝聾作啞。
我們不妨拿扁案與當年南韓審理全斗煥、盧泰愚的過程作一比較。南韓兩卸任元首除皆涉貪汙，也都因光州事件被依“叛國罪”起訴，其偵審的政治性和困難度均較扁案高出許多；但在南韓輿論的支持下，司法偵辦和國會特別立法都展現了高效率。兩人於一九九五年底被捕，檢察官次年二月即偵結起訴；半年後全斗煥一審被判死刑，盧泰愚被判廿二年；到當年底，全斗煥以無期徒刑定讞，盧泰愚則被判十七年。至於兩人的貪汙所得，檢察官不屈不撓地追查了十二年，盧泰愚部分的七十幾億新台幣已成功追回近九成，去年底還查獲一筆三千多萬的黑錢。
反觀扁案，從陳瑞仁偵辦“國務費”弊案起算至今已逾兩年半，從洗錢案爆發起算也已逾半年，但陳水扁始終不肯認罪，吳淑珍甚至兩年多不到庭應訊。如今案情仍有一大部分深不可測，檢察官手中的時間卻已耗盡；“檢察總長”若果真要檢察官放手不辦，那跟向罪犯投降有何兩樣？陳水扁和他的律師團當然了解箇中巧妙，因此一路以“拖”字訣展開各種程序杯葛。試想：到了三月底，如果陳水扁還在狡賴，而八名檢察官卻得打包告別特偵組，屆時誰將開懷大笑？誰又該扼腕？
社論指出，以一個如此具有歷史意義的案件，整個司法行政體系置身事外，冷眼旁觀八名特偵組檢察官在時間的刀鋒上追逐正義，實在是懦弱、不負責的表現。檢察官的去留問題已箭在弦上，馬英九、“檢察總長”和“法務部長”有必要儘速提出解決，如果於規定無礙，應及早表明讓他們繼續偵辦到底，以彰顯司法斷紛止惑的效能，而無愧社會對正義之期待。
最近黃芳彥、陳幸妤等人相繼出境，使特偵組受到強烈的批評。其實，更該受譴責的，是那些握有權力卻避不承擔的首長，因為他們在艱鉅的時刻一直挑選輕鬆的路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