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6月14日電／台灣聯合報今天社論說，自去年底金融海嘯發生迄今，台灣的經濟數據就一路慘綠。過去這半年當中，進出口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三成、四成都已經不是新聞。一開始，“內閣”財經官員都還面色凝重、頗為自責，但是當壞消息接二連三、習以為常之後，似乎大家都麻痺了。這讓我們擔心：此次金融海嘯與深度衰退，會不會在摧殘台灣經濟的同時，也扭曲了政務官的責任倫理？
在直覺上，大家都知道台灣經濟低迷或可歸因於外在環境不好；但在概念上，操之在人的外力與操之在我的努力、能力，本即難以區分。以民間企業來類比，政務官就像是一個企業的老闆，他要想盡辦法提升營運效率，但是最後結算時，老闆自當概括承受後果，不能把公司虧損的責任推給市場不好或員工偷懶。同理，如果外在環境不好就能當然合理化政務官的免責，那麼責任倫理四個字也就形同具文了。
社論謂，台灣人民最感念的“總統”是蔣經國；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經國先生主政期間政務官的責任表現。在1977年，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彥士因為蘇澳載運學生的船隻沉沒造成三十餘人喪生，而立即辭職。1979年台美斷交時，“外交部長”沈昌煥也辭職以示負責。其實任何人都知道，學生安全固然是“教育部”督導的業務，但沉船與否絕對有幾分運氣，未必與教育當局有關。蔣彥士當初若要力辯，也是可以義正辭嚴。再說台美斷交，那更是國際大勢所趨，難以轉圜，但沈昌煥時任“部長”，無論如何就是得辭職負責，承擔責任。此外，大家都盛誇“前副總統”連戰是福星，因為他在“交通部長”三年任內都沒有摔過飛機，而其他因飛安事故辭職的“交通部長”，卻是時有所聞。政務官不能以“時運不濟”脫卸其責，可見一斑。
為什麼政務官負責便得辭職呢？沒有輕微一點的懲處做法嗎？依法依理，確實沒有。我們的公務員懲戒法明文規定，一般公務人員的處分包括撤職、休職、降級、減俸、記過、申誡六種，但政務官就只適用申誡與撤職，沒有任何“薄懲”的灰色地帶。法律之所以會如此規範，也是希望“國之大臣”能一肩攬下成敗大責，要展現士大夫的風骨氣度，而不去爭辯難以區分的不可抗力因素。“國家法律”既然這樣規範，人民期許政務官應知承擔，也是合理合度。
社論又說，政務官的責任倫理，是不是一定要推論到“凡摔飛機‘部長’就必然下台”的地步，是可以斟酌的。但是相反的，如果財經“閣員”以金融海嘯為擋箭牌，合理化台灣所有慘不忍睹的財經數據，連一點承擔責任的態度都沒有，人民恐也難以接受。更何況，經濟衰退席捲全球，台灣卻比其他情境相似的國家受創更重，那就更難自圓其說了。以一月至四月的進出口情況來看，台灣的衰退幅度比星、港、韓都要大，績效在四小龍中殿後。標準普爾月前公布信評，台灣是全世界重要“國家”中唯一遭到調降評等的。台灣今年一至五月稅收短少極為嚴重，但行政當局卻一直在減稅。這些“比爛”的業績，難道也能因金融海嘯而卸除責任？
政府高層也許會替“閣員”們緩頰，說如果不是他們的努力，台灣的經濟會更慘。也許確實如此，但這是一個永遠無法證明的論述，也不合乎責任倫理的基本觀念。至少，蔣彥士當年不會向經國先生說：“如果教育部長不是我，會有更多學生喪命。”政務官的責任是個態度問題；如果連政治責任都要淪落到ＣＳＩ犯罪推理一樣，一定要把某人的過錯歸納到再無推託狡賴的餘地，那麼我們討論的對象恐怕就不是“國家重臣”，而是匹夫匹婦了。
社論認為，戒嚴期間一艘小船遇上中型災難，就辭了一位“部長”；民主時代經濟巨艦面臨滅頂海嘯，卻未見一人負責。政務官如果不負擔經濟成敗的責任、卻只轉手一○一董座的分贓公文，這樣的對比，實在也是太超過了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