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6月19日電／《新新聞》最新一期專題，專訪民進黨幾位政治領導人如何面對“中國崛起”。這四位被冠上“寇”字頭的領導人，對中國政策多採開放積極的態度，反觀整個民進黨卻處在要不要舉行“公共辯論”的猶豫狀態，令人不解。
台灣藝術大學文創學程教師孫瑞穗今天在台灣蘋果日報撰文指出， “中國崛起”並非只是論述和想像，而是從1978年設置深圳經濟特區開始的一連串“市場經濟改革”成果，是必須面對的“歷史現實”。認真面對轉型後的新中國，不是向中國投降，也非立場不夠堅定，而是能夠“理性地”處理、反應及代言“歷史條件”的態度。這才是政治人物應有的態度。80年代全球經濟轉型後崛起的“新中國”，好比二次大戰後崛起的新世界霸權“美國”，而了解當年的“美國”，才能掌握“戰後新興資本主義”及“新興戰利國”如何成形。換言之，不了解當代中國，無法掌握當代中國對世界和東亞區域的影響，根本無能處理全球經濟轉型中的“台灣角色”，更無法準確建構“台灣未來願景”。
領導者缺乏想像力
文章認為，意識形態中的“共產中國”早已改變。二次戰後，被認為代表了企圖在資本主義體系之外打造“另類政治選擇”的“社會主義路線”，曾在戰後10年間建國，卻幾乎同時在80年代期間路線轉向。東歐和蘇聯都在89年瓦解了社會主義的政治聯盟，只有“中國”經濟轉型沒有瞬間解體。
這種“轉不倒”現象，正是當今中國研究焦點之一。許多學者轉向去重新理解“文革資產”，分析文革期間家戶勞動力動員養成的“學習經濟”，是否是使得經改過程中的社會得以走過大小危機的重要關鍵。也有學者企圖建構，當代中國是如何通過重新整頓“全球華人資本”，包括學習港台企業經驗，建立“有華人特色的新發展模型”。探討那曾經歷“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是如何在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中找到得以生存下來的“新混種體制”。而這樣的經濟體若成形，正是左右未來東亞區域經濟最關鍵的因素。
文章說，台灣的經濟規模以中小企業為主，以這樣的規模當然不敵全球壟斷資本的競爭。我們都在恐懼，有一天終將被中國這隻醒來的大老虎吃掉。然過度恐懼而毫無因應策略，使得跟未來公共投資相關的“公共政策”與“發展計劃”一直處於“非理性”狀態，間接導致政治部門的領導者缺乏“意願”、“勇氣”和“想像力”去正確導引經濟社會發展與投資活動，失去為民間願景代言的能力。
找出台灣社會特質
區域經濟理論中，弱勢區域本來就容易“依賴”強勢區域。經濟獲利，奠基在強區域對弱區域的剝削之上，小區則必須依賴大區成長。這是基本的經濟發展邏輯。就像60年代的拉丁美洲必須依賴戰後崛起的北美經濟體一樣。但在近來全球經濟體中人們發現，北美如果沒有第三世界優質又便宜的科技勞動力，新經濟體根本無法建立。依賴理論因此被修正為“區域之間經濟與社會的相互依賴”。換言之，在全球網絡分工中，誰也別想“單方面地”剝削誰，因為我的經濟中有你，你的持續成長卻必須靠我。各國族經濟體都必須建立相互依存關係，才能避免大規模危機，才能永續發展。
在不同區域經濟體之間“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就是當今全球經濟對在地政治社會最深遠的影響，也是支持“國際與區域和平”的經濟現實。與其過度恐懼而失去理性辯論與決策能力，為何不好好反思，當今中國有哪些地方必須“依賴”台灣呢？我們有什麼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特質，是如此獨特而他人無法取代的呢？認真找出這些“特質”，就是台灣面對崛起新中國最好的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