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7月29日電／陳水扁昨日在言詞辯論及最後陳述中仍不認罪。蒞庭檢察官林怡君，在論告的結尾引用了陳水扁的自問名句：“難道陳水扁錯了嗎？”接著，她當庭希望合議庭能藉判決向陳水扁明確指出：“是的，你真的錯了！”
聯合報社論指出，這是“中華民國”司法史上的重大時刻。曾任“總統”八年的陳水扁以貪污罪被告的身分從看守所被解送出庭，他雖用盡各種“干擾司法”的手段堅不認罪，但檢察官及法官終於將審理程序推進至最後階段；現在，陳水扁有罪無罪已由不得他自說自話，且看九月十一日的一審宣判。
有關陳水扁的審理程序昨日全部終結，已可確定他始終不認罪。其實，不認罪並非陳水扁唯一可以選擇的訴訟策略；他也可以誠實認罪，向社會道歉，並期望民眾能給民進黨一個去腐生新的機會，他自己則亦可望在法官的斟酌及社會的同情下，獲得減刑並爭取特赦。但是，陳水扁卻不此之圖，他使盡了種種匪夷所思的手段堅不認罪，挾持民進黨，撕裂社會，更冒著法官可能從重量刑，及不能爭取特赦的風險。
陳水扁採取此種激烈又極端的訴訟策略，或會使他陷於連特赦都不可能的境地；這卻是陳水扁的性格底蘊與一貫風格。執政八年，他也因此曾使台灣屢屢陷於危地險境。
社論還指出，陳水扁的性格中有兩大特徵：一是“極端又偏激”，二是“不計後果及代價”。這是一種“零或一百”、“全有或全無”的權威人格，而陳水扁已呈病態。在訴訟過程中，陳水扁似想像他能用絕食等“裡應外合”的手法摧毀司法程序，但最後卻可能落得因失去社會同情而不能特赦的下場。這種“極端又偏激”、“全有或全無”的選擇，在陳水扁過去的政治操作中可謂屢見不鮮。
例如，二○○六年五月，陳水扁因“終統事件”與美國齟齬，竟在出訪時下令將專機開往利比亞；陳水扁當然是藉此向美國示威，但此種偏激又極端的操作最後卻只是一場鬧劇，陳水扁終在台美關係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又如，他在二○○七、二○○八年“總統”大選期間，一面洗錢，一面升高統獨與族群衝突；如今回顧，種種切切皆是刀口舔血的極端又偏激的行為，最後陳水扁毀了謝長廷的“總統”大選，藉以建立他自己身為台獨旗手的地位。另如，他對吳淑珍一九八五年車禍的操作，及三一九“兩顆子彈”的疑竇重重，皆可見其極端、偏激，及不計後果和代價。即使以扁案的情節論，亦不同於一般貪污案件，關於南線專案、偽造犒賞清冊、以“總統”地位召集“內閣”決定龍潭購地案，及為陳鎮慧聘律師以監視其動向等情節，皆非正常人格所忍為與敢為。至於其“干涉司法”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包括誣指法警傷人；他唯一較為“節制”的動作，是三次“絕食”皆是虎頭蛇尾。唯他雖在絕食上對自己寬厚，但他為了自私自利的私我目標，卻向來不惜“國家”社會（及民進黨）為他付出任何慘重的代價。
聯合報日前社論指出：陳水扁在訴訟策略上所犯的錯誤，與他過去主政治國時期所犯諸多重大錯誤的形態如出一轍。其錯皆在逐末捨本、用奇捨正、尚虛棄實，只求一時急效而不計後果，沉溺於權謀而踐踏義理；過去他是如此操弄“國家”，如今他也這樣操弄司法。
陳水扁此種人格特質，其實對他自己及對“國家”與民進黨皆曾產生重大傷害。三一九“兩顆子彈”是他統治正當性崩潰的主因，他將專機開到利比亞則使他完全失去了美國的諒解，他對法理台獨的操作亦使他在兩岸關係上走入絕境；現在，他又用這種“全有或全無”的訴訟策略來面對司法，其結局可能是使其子媳亦被判重刑，且連特赦的機會也遭自己摧毀。
性格決定命運。陳水扁這樣的人格特質，在治“國”上不可能做到“中間路線”，在訴訟策略上則亦形同自殺。真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