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月23日電／旺報報道，2009年年終，《聯合報》以“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六篇社論，引起社會重視與討論，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等3位學者經反覆思索，決以“找尋兩岸和平發展的戰略基石”為共同主題，發表“六問聯合報”系列文章，此為系列六之五，主要內容如下：
《聯合報》在《一中各表、杯子理論、屋頂理論》社論中認為：“在目前及可見之未來，主導兩岸互動的主要默契就是‘一中各表’。所謂‘九二共識/和平發展’，或‘維持現狀/和平發展’，就是‘一中各表/和平發展’”，並且在文末稱“寄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共創雙贏”。
不止這篇，在整個六篇社論中，《聯合報》都將“一中各表”、“維持現狀”、“九二共識”全看成同義詞，並將其做為“和平發展”、“共創雙贏”的同位語。《聯合報》實在太樂觀了，也太簡化了政治學中的互信。
擱置核心爭議無助求同
無論是“一中各表”還是“九二共識”都是一種“擱置爭議”或“同意歧見”式的共識，這樣的共識是不容易創造真正的互信的。至於“維持現狀”更是違反有機體的自然法則。請問要維持哪一個時間點的現狀，1949年國共分裂時的現狀？1991年國統綱領時的現狀？1994年一個中國去政治法律化時的現狀？1999年特殊國與國主張時的現狀？還是2002年一邊一國倡議時的現狀？這種語言的模糊，根本不可能解決問題；更何況，從民意調查中可知，每一天台灣人民對於兩岸（法律關係、認同選擇）的現狀認知都在改變，政府又如何維持現狀？
《聯合報》的論述有一個根本性的盲點，以為“擱置爭議”或“同意歧見”可以為兩岸建立共識，進而推動“和平發展”、“共創雙贏”。或許在一般性問題上，爭議雙方可以放下歧見，以“存異求同”的態度來處理更重要的事，但是對於核心的爭議，如果沒有辦法達到共識，現有已形成的“求同”很容易就變成“存異”了。
兩岸也有過這樣的經驗。《國統綱領》的立場宣示，讓兩岸可以在“一中各表”的認知下進行對話，1993年的辜汪會議得以開啟。但是，由於當時只是“一中各表”，只有暫時的妥協，而沒有真正的互信，隨著李登輝逐漸偏離“一中”的定義，當“特殊國與國”言論出來時，兩岸的協商立刻中止，因為雙方的互信不見了。
在處理分裂國家與對抗集團間的政治關係時，西方的經驗是“先政後經、先難後易”，先處理最核心的爭議，即彼此間的政治定位。東西德如果沒有在1972簽署《基礎條約》，不會有後來一百多項經濟、文化、社會交流協定。沒有1975年相當於歐洲和平條約的《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東西歐不會開啟“信心建立措施”（CBMs）的互信機制。
優先處理歧見方能互信
即使是歧見，也是經由談判確定接受歧見，而不是雙方各說各話式的“擱置爭議”。東西德也是透過《基礎條約》中，接受了共識與核心歧見。在這樣的基礎下，東西德才可能推動日後一連串的政策互動。《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確立了二次大戰後各國的“主權”與領土，在這些高難度的政治問題得到解決後，東德與東歐國家才願意與西德及西歐國家建立互信。
《聯合報》的“一中各表、維持現狀、九二共識/和平發展、共創雙贏”邏輯性關聯論述，讓人難免有一廂情願、為箭畫靶心的感覺。我們不如《聯合報》的樂觀，很難想像兩岸可以在“同意歧見”的“一中各表”架構下長時間的走下去。別忘了，台灣幾乎年年有選舉，美國也不會對兩岸關係不發一語，簡單地說，一個沒有真正互信的“一中各表”，怎麼可能有長久的“共創雙贏”。
逃避與閃躲不能解決問題，與其“一中不表”，不如“一中同表”，兩岸應該在彼此認為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上取得共識。兩岸最核心的地方，對於北京來說，就是“一個中國”、“反對台獨”；對於台北而言，就是“憲政地位平等”、“主體性”。因此，兩岸應努力為雙方最堅持的問題找到交集。“一中同表”的內涵，即“一中三憲”。
任何一個主張不能偏離現實，也不能違反現有的“憲法”。目前在“憲法”層次兩岸的現實是：第一、“中國”並不等於“中華民國”，也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中國，我們稱它為“整個中國”；第二、兩岸各擁有一部在“主權”上重疊，但是在實際的治權上互不隸屬的“一中憲法”。因此，目前的現狀是“一中兩憲”。但是由於台灣在政治上已有將“一中”虛化的紀錄與勢力，“一中兩憲”極可能會被政客操弄為“兩國兩憲”。因此，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把“一中”從雙方的“憲法”，拉高到另一個具有拘束力的協定或“憲法”層次，即將“一中”再進一步再“憲法”化，透過類似歐洲共同體的“超兩岸”與“跨兩岸”機制的統合方式，將“一中”逐漸更實體化。
一中三憲創造共有主體
未來這個超越兩岸“憲法”的法律架構，與兩岸“憲法”並存，將其稱之為“第三憲”，這使得兩岸在法律架構內，存在著“一中三憲”。“一中三憲”顧及到兩岸是“互為主體”，但是也創造出“共有主體”。
處理的第一步，就是在兩岸未來簽訂的“和平協定”中明確約束雙方對“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做出條文式的保證。因此，未來的兩岸和平協定，不僅僅是結束敵對狀態、開啟兩岸關係正常化的一個協定而已，它其實是兩岸進入“第三憲”的第一份文件，因此，未來的兩岸和平（基礎）協定，本身就是第三憲的一部分，而且是基石。
這個“第三憲”，可以用搭橋建樓的方式，透過不同的政治性協定，達成高於兩岸管轄權的政策，或搭建高於兩岸憲政的共同體。未來的兩岸協定就像一根根支架，涉及政治性的協定是柱樑，事務性的協議是壁牆，它們共同組成了第三憲的內涵，當“第三憲”的權威愈來愈高、範圍愈來愈廣，兩岸不就自然成為一體了嗎？
“一中各表”是保留各說各話，“一中三憲”則是透過有約束力的和平協定，一方面兩岸共同堅守“一中”的承諾與保證，另一方面共同接受兩岸為平等憲政秩序主體。我們認為如此才能真正讓兩岸走向“和平發展、共創雙贏”。（作者張亞中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謝大寧為佛光大學文學系主任；黃光國為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