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這標誌著毛澤東已經下定決心，將華國鋒確定為最後選定的接班人。 |
遵義會議後，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長達41年。在此期間，為了中國革命的順利發展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長治久安，苦心孤詣，反覆思考，多次選擇接班人。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既有豐富的經驗，也有沉重的教訓。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實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革命史、中國現代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留下了諸多發人深省、引人反思的經驗與教訓。
抗戰時期和新中國建國初期選擇了劉少奇
在遵義會議以前，中國共產黨曾經頻繁地更換中央主要負責人。這與中國共產黨在幼年時期尚未成熟有直接的關係。一直到了遵義會議後，經過10多年的反覆考驗和鍛煉，中國共產黨才終於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國革命也由此走上順利發展的道路。
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以後，最早選擇了政治上高度成熟、具有豐富實踐經驗和深厚理論修養的劉少奇作為接班人。
劉少奇早年投身中國革命，曾在蘇聯學習革命理論。回國後，劉少奇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是中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工人運動領袖之一。大革命失敗後，劉少奇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他經受了遵義會議、長征、白區工作會議、瓦窑堡會議、從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開辟華北和華中抗日戰爭局面等重大歷史關頭的考驗。
1942年，毛澤東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以徹底肅清中國共產黨內歷次“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特別是肅清“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影響，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為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做好充分的理論準備、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為此，毛澤東調具有深厚理論修養、正在華中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華中軍事分會書記的劉少奇返回延安。在劉少奇返回延安的路上，毛澤東多次給沿途黨政軍負責人發電報，嚴令務必確保劉少奇一行的安全，表示了對劉少奇安危的極大關注。
劉少奇抵達延安後，毛澤東立即提議由劉少奇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六大至中共八大以前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相當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表示了對劉少奇的高度信任和極大期望。從這時起，劉少奇已經成為毛澤東主持中央黨政軍工作的重要助手。
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第一次全面地系統地科學地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論述，為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實際上已經居於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的地位，成為毛澤東被確立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以後選擇的第一個接班人。
全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劉少奇在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兩黨重慶談判期間、重慶談判結束後毛澤東返回延安休假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多次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理主席。以後，每當毛澤東休假、離京或出國訪問，一直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在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並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劉少奇接替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些，都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劉少奇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的地位。
20世紀50年代末，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為挽救“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困難局面，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力挽狂瀾，採取非常措施，迅速解決當時面臨的嚴峻問題，充分顯示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克服困難、掌握全局的大智大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