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19日電／香港《亞洲周刊》3月18日文章，原題：人民幣升值與中美博弈近年，中美關係日益成為左右世界形勢變化的主軸。中美關係既對立又合作的本質，已使全球主要的評論家和觀察家殷切關注。他們希望雙方能在“關係管理”上審慎，擴大合作面，降低對立面。也只有如此，當今世界才可避免百年前英德對立、兩敗俱傷故事的重演。
但誠如“中美國（Chimerica）”這個觀念的發明者——牛津及哈佛教授佛格森（Niall Ferguson）所說，“中美國”這個字與“獅羊龍怪獸”（Chimera）相當接近，意思是“中美國”錯綜複雜的關係若管理不當，它很容易就變成一頭三不像的怪獸。佛格森教授的憂慮，充分顯露在他的著作《貨幣崛起》裡：“現在隨著美國衰退日益嚴重，非難中國不公平競爭和操縱貨幣的聲音也可能在國會中越來越響，然而，美國從2007年8月開始的貨幣寬鬆政策（例如將聯邦基金利率大幅降到逼近於零，以各式拍賣機制與種種手段向銀行體系注資超過1500億美元等），其實也等於美國版的貨幣操作。在美國危機爆發初期，美元各大貿易夥伴的貨幣已貶值約四分之一。”
在此引用佛格森著作裡的一段，主要是想說明，目前全球金融秩序，由於美國獨大，美元早已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這也給了美國一種特權：一方面持續擴大債務，形同製造通脹輸出；另一方面則選擇性地指控別國操縱匯率，逼迫別國貨幣升值，打壓別國貿易及增長機會。尼克松時代的財長曾有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如果我們回顧近年來世界金融形勢的發展，其實問題的核心乃是美元，美國無限制地負債與借貸，其實早已使得美元成了全球泡沫裡最終極的泡沫。美國金融評論作者龐勒（William Bonner）及威京（Addison Wiggin）在合著的《債務帝國：劃時代金融危機的興起》裡就已指出這種無限制的以債養債，對全球施展通脹輸出的模式，乃是全球最大的危機。
也正因此，當今世界金融秩序已經必須重做安排了。近年全球所關心的，其實都是西方本位的課題，包括衍生商品的管理、境外中心的監督、信用評級機構的管理等，但對最關鍵的各國對債務應設限則只字未提。對債務設限可以穩定貨幣秩序，可以避免各債權國對美元的不信任。但為債務設限，美國那種以債養債的模式即必須停止。美國若為債務設限，它就必須付出衰退的代價，而這是美國不願承擔的。
我們都知道，當今由於多數歐美國家的國家債務攀升並逐漸難以為繼，於是縮減支出、增稅、徵收增值稅等問題已迎面而來。由於增稅會造成選民反彈，而縮減支出又會造成公務員的裁減及社會福利預算的縮減，引發歐美日盛的中等及中下階級的不滿。於是，轉移問題焦點，以保護主義為重點來限制別國貿易及增長，越來越成為人們不願見到，但似乎難以避免的趨勢。
去年我們就已指出過，若美國失業率維續在10%左右，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採取保護措施，對人民幣採取強硬的升值施壓就可能出現。由目前的情況來看，過去的擔憂已越來越可能成真！過去一年，美國對中國商品貿易的保護主義已節節升高，而人們都知道商品保護對自己毫無利益，只會助長人們貿易戰的情緒。當商品貿易無效，人們更不願意見到的逼迫貨幣升值即成了下一個選擇。
去年，哈佛出身的評論家卡拉貝爾（Zachary Karabell）在《超融合》一書裡就已經提出警告。他指出，美國必須改變長期以來那種“別人的成長是我們的沒落”的認知。只有改變這種舊習慣，美中才有可能擴大合作面。
他還指出，諸如逼迫人民幣升值這種事情都宜中美雙方密切協商合作。但我們由今年以來的發展情況已經看出，由於美國的債務壓力日增，內部的中產階級“茶黨”開始竄起，而選民對奧巴馬政府的不滿日盛，幾次補選民主黨皆落敗。今年底的中期選舉也對民主黨極為不利。
由於國內形勢惡化，特別是國家債務可能高過人民的預期，於是在最近兩個月裡，奧巴馬政府在對華政策上日益強硬，除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趨於強硬外，在貿易上也開始莫須有地指控中國補貼。而到了最近，則聯手歐盟在人民幣問題上向中國施壓，其做法與1985年使用“廣場協議”壓迫日元升值如出一轍。
由目前趨勢可以看出，中美關係其實已到了相當危險且嚴峻的階段。如果奧巴馬政府繼續強硬，用對外強硬來緩和內部問題，這個世界未嘗沒有發生巨變的可能！
中美關係緊張加劇，我們在此願意引述卡拉貝爾的一段話作為結論，並期盼美國自制：“美中雙方若能以協調來決定利率、幣值和預算等問題，或許會更為可行。現在看來也許覺得不可思議，但兩個經濟體系匯流的結果，可能很快就得這麼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