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3月26日電／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今天在旺報撰文，分析全球經濟與人民幣政策。內容如下。
如果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反思金融危機的源起與結果，我們可以得到兩個重要判斷：從國際經濟增長的動力和產業布局看，金融危機意味著支撐世界經濟增長的原有技術和產業的效能已經損耗殆盡，我們正面臨著國際產業重構和新技術取得新突破的挑戰。從國際金融體系看，美國財政和經常賬戶的雙重巨額赤字長期內必然引起美元走向衰落，因此國際金融和貨幣秩序也正發生著一系列深刻變化。
全球產業鏈重構
在這兩個大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在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同時，也必須改革人民幣政策，使人民幣的周邊化、區域化和國際化取得新進展，從而全面參與國際貨幣體系重建。
“後危機時代”應該是中國企業重新整合實用的產品、技術、品牌和資源的一個較好時期，也是全面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地位的好時機。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很有可能在一些新興技術領域進入全球領先者行列並形成重大突破。同時新興產業的發展也可以使得中國企業在全球購買技術和企業時，能夠更好的把握全球產業變化的最新趨勢，從而避免收購那些可能在下一輪經濟周期中被淘汰、被更新的產業。
2009年，在國際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人民幣一直緊盯美元窄幅波動，這種短期內的危機應對政策既有利於穩定中國的出口市場，也利於穩定美元價值，從而帶動全球經濟走出衰退的困境。然而，進入2010年，隨著全球經濟步入“後危機時代”，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越來越高，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風險加劇。
從中短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問題的再度升溫本質上反映了中國經濟加快內部改革和結構調整的迫切性，因此，結構性調整比人民幣升值更加重要。首先，加快要素和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是促使匯率更為合理、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也促使國內資源配置更為合理的關鍵因素之一。
其次，調整外匯管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內容，特別是要給企業和居民以及金融機構更大的外匯運用權。
從長期來看，如果美國不能控制巨額的財政和經常賬戶雙重赤字，儲蓄率繼續下降，那麼美元的主宰性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將面臨重大挑戰，國際經濟權力格局也勢必發生重大調整。
人民幣之國際化
因此在這種預期下，中國的根本出路應該是加快人民幣政策改革，通過人民幣的周邊化、區域化和國際化為其謀求更廣闊的全球空間。
然而，從當前的進展看，人民幣還處於周邊化的初級階段，國際化剛剛起步，進展也十分有限，中國仍然未能改變“貿易大國、貨幣小國”的局面。為此，未來一段時間，人民幣國際化可在幾個方面謀求突破：
首先，在金融危機後國際貨幣體系變局中尋找人民幣的重新定位。在現有框架下，中國有條件獲得在IMF中特別提款權（SDR）份額的增加。目前，中國在IMF中份額為3.72%，2010年可能是IMF份額調整的關鍵年份，中國有條件在IMF謀求更大的比例和發言權。
其次，積極推動人民幣在亞洲的區域化；最後，在中國金融市場完善和開放的過程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包括：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債券市場開放程度；逐步開放境外人民幣QFII制度；在A股市場適時開設國際板；逐步推出人民幣匯率遠期等金融衍生品；發展我國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