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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厚澤（1931.1～2010.5） |
中評社北京5月10日電／原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家屬9日發出訃告：“朱厚澤因病醫治無效，於2010年5月9日0時16分在北京辭世，享年80歲。根據其生前遺願，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遺體火化，骨灰送回家鄉安葬。” 1986年，在任中宣部部長期間，朱厚澤曾提出“寬鬆、寬容、寬厚”即“三寬政策”。
《東方早報》報道，朱厚澤，1931年1月出生於貴州織金書香門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長輩，師從著名的教育家黃齊生。194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建國後，任貴州省青年工作幹訓班學員，後長期在貴州省工作，並任貴州省委書記。1985年7月從貴州省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是中共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
朱厚澤在任中宣部部長期間提出了著名的“三寬政策”，他本人也被稱為“三寬部長”，朱厚澤本人曾回顧了當年提出“三寬”的前前後後。“三寬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文化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當時他在發言中說：“文化要發展，各行各業要發展，推而廣之，要使一個社會充滿生機、充滿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們注意，就是：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與傳統的東西有差異的觀點，不要急急忙忙做結論；同時，對積極的探索、開拓和創新，要加以支持。”“有篇文章，講到寬厚、寬容和寬鬆。三個‘寬’字，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
2008年，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朱厚澤曾撰文《關於近現代中國路徑選擇的思考》，他提出，“我們回顧一下這二十多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它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呢？簡單一句話就叫：解除市場禁錮。”“要想解決我國的文化問題，以求思想活躍，文化繁榮，學術發展，實際上就是一句話：解除思想文化禁錮。”在該文中他從五個方面探討了中國路徑選擇的邏輯展開，他說現代市場經濟，“經歷過二十世紀變革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可能是好處較多、害處較少，效率較高、成本較低，剛性較弱、彈性較強，排他性較少、包容性較廣，比較易於自我更新的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是迄今為止人類已經找到的有效組織社會經濟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礎。”談到“民主法治國家”，他說：“民主法治的國家制度不是沒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較各種制度，它比較有彈性，抗衝擊，易於進行更新、發展和完善。高度集權、高度剛性的集權制度有它的好處，但是從長期看靠不住。”對於“公民社會”，他的意見是：“社會的治理也要從專政、統治、管治、強制、限制的思路轉變過來，實行企業自主、公民自治、國家和各種社會組織合作共治，否則是搞不下去的，我們在這個方面有非常痛苦的教訓。”對於“科學技術”，他又說：“我們已經進到這樣一個時代，要依靠科學、技術的創新來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同時要在人跟自然的關係上求得一個和諧的結果。”最後他說“人文精神”，“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維，發展就是自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