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6日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徐書城的文章說，宋徽宗趙佶“宣和畫院”中的畫風，在中國繪畫史上堪稱“寫實”藝術的巔峰，而“界畫”尤為其中的佼佼者。正如南宋鄧椿的《畫繼》一書中所說：“（宣和）畫院‘界作’最工，…嘗見一軸…畫一殿廓，朱門半開，一宮女露半身子戶外，以箕貯果皮作棄擲狀，如鴨腳、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屬，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筆墨精微，有如此者。”（《畫繼》卷十）此圖久佚，但我們卻可以從另外一些類似的作品中窺測一二，例如有一幅舊題為宣和時“待詔”蘇漢臣的傳世名作《貨郎擔圖》。此外，南宋李嵩亦有存世傑作《貨郎圖》等，他們的作品中描摹的貨物玩具等琳琅滿目，極“精微”之能事。然而，赫赫大名的《清明上河圖》更可謂達到了“筆墨精微”之極致。
兩宋皇家畫院中流行的這種描繪市井生活的風俗畫，究其緣由可能是民間畫工進入宮廷而帶來了這類題材。而從皇室的審美趣味而言，則恐怕是對他們所陌生的生活景象的一種獵奇心理。《清明上河圖》則是此類題材中最具代表性和藝術價值最高的作品。
“清明”一詞，歷來理解為“清明時節”，但筆者認為“清明”應為“盛世”之義。《詩.大雅.大明》中說：“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清.焦循《毛詩補疏》解義為：“始朝面天下即清明”。又，《後漢書.班固傳》中亦雲：“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據此，“清明”應為“清明盛世”之義，似更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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