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會與企業家的關係，可謂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
中評社台北7月23日電／深陷批評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問：“台灣是不是沒有我留下來的餘地？難道要逼我們出走？”在此同時，國光石化的環評也陷入僵局，原因之一是影響了白海豚的廊道，生態人士反對逼白海豚出走。
聯合報社論指出，台灣要逼誰出走？要逼走鴻海，或白海豚？難道多數台灣人都贊同有此無彼的極端選擇？我們難道不能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找到平衡？不論是勞工權益、生態或環保的主張，能否不被操作成反商仇富的社會偏見或政治口號？
資本家有可怕可惡者，如美國華爾街那批肥貓，掀起金融海嘯，吞噬了全球多少庶民的畢生血汗積蓄。但企業家也有可愛可敬者，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社會發展，甚至整個國家的經貿命脈與競爭力往往是靠幾個重要廠家維繫於不墜。
台灣的國際政經情勢極度嚴峻。我們要走向“經貿自由島”、建設為“亞太平台”；主要就是要招商募資，築巢引鳳，吸引台資、陸資、外資在台匯聚。然而，台灣雖要“走向世界”，但更重要的卻是“根留台灣”。因此，維持一定規模及品質的製造業尤其重要，因為有製造業才能保留獨特的技術優勢，且有製造業才有較多的就業機會。
然而，招商設廠，尤其是製造業，難免會與勞工權益、區域社會情境及生態環境發生衝突或選擇的問題。以台灣而言，在“福爾摩沙”時代，可謂全島都是天然鹿苑，現在卻只在養殖場才看得到鹿；事實上，只要人類繼續在地球上存在，這類發展與保育的競合過程就不會停止，所以今天我們也才會面對白海豚的問題。
招商投資，當然絕不可付出不成比例的社會代價。但是，在台灣正以全球招商為台灣中興政策之際，如果件件重大投資都要面對有此無彼的極端選擇的話，台灣還有多少發展的空間？要設生技園區，作家說那是台灣的肺；要設石化廠，生態人士說，別趕跑白海豚；要圈地設科技園區，廿四家農戶說要“死守農業”。這些爭議，見仁見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大埔圈地事件，即使百分之九十八的農人贊成賣地，但情勢已由百分之二反對售地者主控。我們不願也無權評論兩方的是非曲直，只是想問：台灣的經濟政策是否將以這種“九十八比二法則”為準據？
回頭說到郭台銘，他在兩岸設廠，至少完全符合法律規定，且勞動條件亦有優於法律規定及其他廠家之處。關於他在對岸廠區發生的種種爭議，恐怕大陸政治及社會的特殊因素才是主因；若謂郭台銘可以做得更好，應可期待（畢竟他加薪了），但若說他是“台灣之恥”，這卻不像是教授們會寫得出來的判決書。君不見大陸的日商工廠也有工潮，難道亦可用“日本之恥”概括？其實，郭台銘也是在西方主控的產業分工鏈中掙扎生存的企業家，他的代工所得僅佔上下游所得的二%而已；兩岸應以這種“二%代工”為恥，但若要數可以稱作“台灣之恥”的人物，不知那些教授們是以什麼排序挑上了郭台銘？
社會與企業家的關係，可謂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鴻海與白海豚這類的選擇，凸顯出企業責任與社會期待的競合關係。有些企業家深受社會嫌惡，如扁政府在二次金改中與財團的勾結，使人深惡痛絕；但是，對於那些正當經營、帶動發展、造福社會的企業家，社會亦應當給他們應有的施展空間，並給予支持與掌聲。
社論認為，台灣如何起死回生，說到底，就是四個字：招商投資。若要再加一句話，就是：招商投資，將台灣建設為經貿自由島。倘若這樣的看法是對的，倘若這是台灣的活路；那麼，我們至少應給面對全球挑戰的企業家們一個平衡合理的評價，可以督促他們在勞動人權及環保生態上克盡社會責任，但不宜用“九十八比二法則”否定他們，也不要亂扣“台灣之恥”的帽子。
還記得趕走杜邦及拜耳的事嗎？扁政府時代的“總統”經濟顧問蕭萬長當時稱，那是外商來台投資的“喪鐘”。現在十餘年後“招商”的嬰兒又要臨盆，難道二%的噓聲會蓋過九十八%的掌聲？
鹿港不要杜邦，杜邦跑到中國；宜蘭不要六輕，六輕跑到雲林。這些都是選擇。鴻海和白海豚其實代表兩種社會價值，台灣四百年來皆在兩者之間的選擇之中走過來，未來，我們一定要更懂得選擇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