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8月5日電／台灣經濟日報社論指出，兩岸經濟協議（ECFA）簽署後，對弱勢產業與失業問題的衝擊一直是各界關心的話題；及至近期台灣接連發生六輕工安事件、環評爭議令中科開發受阻，經濟發展的質量之爭更加白熱化。事實上，產業結構的調整及財富重分配是全球化浪潮下，每個國家都會面臨的問題；只要台灣持續自由化、國際化，所得差距就會日益擴大，政府在短期因應之外，也須有長期方向及作法。
過去數十年來，隨著經貿自由化程度日深，各國吉尼係數（用於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吉尼係數愈大，表示所得分配愈不平均）均呈上揚走勢。換言之，不論是否簽署ECFA，政府均無法迴避貧富不均導致的社會問題，只是政府一直未予重視，相關課題因而在ECFA簽署後被放大檢視。
面對這個問題，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各國政府會在刺激成長與所得平均間做不同的取捨。大陸過去採低工資、低福利的發展策略，雖成功取得驚人的經濟成長，但近日罷工抗爭不斷，因建設開發而進行的房屋拆遷、土地徵收，也引發政府與民間衝突，均顯示人民不會長期忍受嚴重的貧富不均。台灣面臨的問題沒有大陸嚴峻，但近期也是警訊頻傳。例如苗栗大埔事件，優良農民化身“釘子戶”，夜宿“總統府”前抗爭，顯示經濟發展到達一定程度後，弱勢者的相對剝奪感將益形嚴重。
不過，政府長期一貫強調經濟成長，重視量化的數據，卻輕忽社會安全體系的建立、社會階層的流動困境，以及所得重分配的後遺症。最近的例子就是大降營利事業所得稅，其目的固然是從長遠的“養雞生蛋”著眼，但稅負的流失若無配套，勢將使“國家”財政雪上加霜，甚至可能排擠社會福利與救助資源；在資本利得免稅及不動產交易不按實價課稅這些領域上，更造成所得逆向分配，形成更大的社會不公，但任何意圖矯正這些稅制扭曲的改革，卻經常被隨意扣上打擊投資意願的帽子而難以推展。
除了稅制，教育是另一個協助社會中低階層脫離貧困、改善所得分配的有力途徑。但是，現行的教育政策也是在進行資源的逆向分配，使得社會階層的流動日益困難。整體而言，低收入者在現行考試制度下本就處於不利的地位，較難進入國立大學，更難進入多位於北部所謂的名校；從各大名校低收入戶與偏遠地區學生所占比率之低，即可知貧富不均與城鄉差距對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影響。可是，政府在分配教育資源時，卻又集中分配給國立大學，特別是國立大學中的頂尖名校。政府極端重視各校的國際排名，將之視為“國家”競爭力的一環，卻未要求名校需招收一定比率的底層家庭學生，運用有限的資源促進社會階層的流動。
再看社會安全體系的問題。對於因社會變遷產生的新貧階級，“憲法”明文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但不同於招商時設立單一窗口服務，一次解決廠商所有問題，各行政單位對於社會安全網的建立，幾無橫向聯繫與合作，且做法上縱然有違法律精神卻仍因循陋規，甚而法令建制本身亦悖離理論基礎。例如社會救助法將所謂有能力工作卻無工作者，擬制其受有一定金錢薪資，致符合法定定義的低收入戶人數維持在1%以下，但經推估，實際上低於貧窮線的人口比率可能高達12%。
經濟成長是一國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但在民眾所得水準已達一定程度之後，政府除了追求數量上的成長，也須同步關注經濟成長的內涵，認真投入資源於緩和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等問題，為經濟發展注入可持續的安定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