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1日電／美國世界日報3月31日社論說，日本的“三一一”地震發生至今，已超過半個月。開始時是芮氏規模8.9，不久又修訂為規模9，變成全球第四大。有甚於其他三大的，是地震以外，又加上海嘯，且是最大的海嘯，其嚴重性甚至大於六年前印尼的海嘯；再加上核漏，由本來的四級提升至五級，僅次於25年前的蘇聯的車諾比核漏，與美國的三哩島事件相等，若非最近受控，會再次升級。
不過，災難的側面，會見到溫情，而危機背後，居然又發現一些被忽略的轉機，這便是外交與政治的微妙處、隱蔽點。
社論說，災區所見，是冷血的死亡，饑寒的痛苦，但在此一刻，有人為無助的災民，端上一窩窩、熱騰騰的咖哩飯，送飯的竟然是素未謀面，且膚色不同的巴基斯坦工人，原來2005年巴基斯坦大地震時，日本的義工，曾為當地的災民服務，使巴基斯坦人大為感動，這次巴基斯坦工人的義舉，並非單是回贈，而是一種回饋，甚至回報。在最低的民間層面，完全符合毛澤東所言的人民外交。
在政府層面，過去一年中日兩國曾為釣魚台事件交惡，幾乎出現武鬥，台灣亦曾作出抗議，曾經參與保釣運動的馬英九，當然發出聲音。但在地震發生後次天，馬英九立即宣告將救災金額，倍升至一億新台幣，而第一支到達日本救災隊伍，居然是來自大陸的15勇士。假若核漏升級，需要進行“棺封”時，大陸亦答應立即供應輸送泵。中國救災的熱心，不下於日本的盟友美國，藝人翁倩玉立即在台灣舉行義唱，遠至香港，亦有義捐的行動。
社論說，災難更可化解宿怨，溶解仇恨。希臘與土耳其，基於宗教、種族以至文化的差距，本來是世仇。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作為近鄰的希臘，立即展開救援；不久希臘又發生地震，土耳其亦立即幫助救災。自此塞浦路斯的土希兩族，開始和睦相處，因此災難外交的功效，可能數倍於談判外交。台灣的九二一大地震，大陸的汶川大地震，亦促成兩岸的和解。
對政治而言，災難亦有時會帶來一種契機，改變政治的版圖，以至路線，這便是所謂危機政治。地震固然是最大的經濟損害，甚至災害，估計這次日本的損失，會超過二千多億美元。但對日本這個經濟龐然大物而言，只是一筆小數目，比不上上次的神戶大地震，上次的大地震，位於日本的核心區，占全國人均總值兩成以上，這次所占的比例，占不到一成，原因是災區只是日本的農業與漁業區，在出口中所占比例不大，因此復原的速度會較快。還有，由於七國的聯手干預，使日圓最近大跌，且在不久的將來，跌幅會持續，甚至加深，有利日本的出口，因此對日本而言，會是禍中之福。
對首相菅直人而言，亦是因禍得福，自上任以來，菅直人的民望一直下滑，在地震前夕，其支持率竟然低至不足兩成半，不料到了最近，竟然冒升至三成半以上，因為日本目前最需要的是團結，而非政爭。
社論說，對兩岸而言，危機亦是一種轉機。在事發當天，馬英九一反常態，立即成立應變小組，防海嘯南下的功夫做到十足。溫家寶亦立即宣告暫停新核電計劃。不過，對兩岸及港澳而言，這會是另一次檢討核安全的時機，就算在最遠最南的香港，亦不能在大亞灣核電站的旁邊，作虎口苟生，計劃明年的一次大演習，又是否足夠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