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11日電／作家、詩人羅智成今天在聯合報發表文章說，抗風化的火山岩和侵入的花崗岩賦予香港曲折幽深的灣澳、凹凸有致的山嶺，也為香港的高樓建築提供了堅固的岩盤。
我們在世界各地很少會看到這樣的景觀：從陡峭的山坡到填海新地，建物高寬比例懸殊如火柴棒、牙籤套、“釘子戶”的華廈四處林立、高聳入雲、恣意生長，這些動輒淩駕於稜線之上的水泥森林已蔚為香港山地最獨特的“林相”。
這些景觀和高昂的土地成本、密集的人口、進步的技術和穩固的地質都有關係。於是垂直的高樓與立體的活動空間就成為人們在香港最特殊的體驗。
從高樓層處遠眺下望，你往往會錯估樓下實物的體積與距離。因為在台北，辦公大樓約是十四樓起跳；在香港則很可能是四十樓起跳；必須靠精良、快速的電梯上上下下，才應付得了生活與工作的節奏！
所以我常與友人開玩笑：香港的上班族每天行走、活動的垂直距離比水平距離還多。不僅如此，由於地狹人稠，許多其他城市只會擺在一樓的店面或商業場所，在香港幾乎都移到二、三、四樓以上甚至幾十層大樓中的每一層。
此外，為了疏導鬧市交通，香港政府建構了舉世最完備的天橋系統，沿著舒適、方便的等高線，輔以坡道、電梯、樓梯、電扶梯，引領行人離開基本上已讓位給車流的地面，讓他們流動、穿梭於大樓與大樓之間、捷運站、地下商場及空調充沛的室內廳堂。
當更多店舖、商場沿著地上地下各樓層的行人動線滋生，而人們也習慣於在不同樓層生活、消費時，我們必須說，香港其實已經把地面或地球表面多層化、立體化了！
香港是一個垂直世界。
但是當我這樣描述它時，還附帶一個象徵性的意涵：香港也是一個階級頗分明的社會。那是我在電梯、銀行、醫院或消費、社交場合感受到的第一個“文化衝擊”。
在這個井然有序的社會里，許多人是有意無意帶著明顯的階級意識的。他們在各種場合精準、嫺熟地估量自己、衡量別人，謹守著有著不同的階級符碼，漠然付出或接受不同的精神與物質待遇。階級之間沒有太多共同情感，但“不平等”造成的“位能”促使他們力爭上游，朝一個方向去爭取更好的社會地位。
在香港或大陸，甚至歐美、亞洲一些社會，我常感覺到一種必須直接、間接修飾或提高身分的壓力。因為在某些地方，人們的善意並非基於自我期許或教養而一視同仁的，是看對方的身分而定：外地人、在地人、熟客、富人、高官…每個人接受到的笑容、禮貌或熱情是相當不同的。
我的不適應可能和我來自台灣有關。在我生長的地方，可能還有家長訓示著“富而不驕，貧而無諂”的傳統文化，可能移民加難民的社會還沒有足夠時間沉澱出鮮明的階級差異－印象中窮人和有錢人讀同一所大、中、小學是天經地義的；去同樣的電影院看電影，去同樣的夜市吃冰，也創造了許多共同記憶。即使未臻完善的制度造成貧富懸殊與城鄉差距，在台灣，平等和友善還是比較具普遍性的，不因你的衣著、言行、表情所暗示的身分而異。
因此，我所認識的一些企業家、高收入族群、學者、名人或官員，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樸素低調、友善謙遜，一般民眾也較輕鬆自在－毋須擺譜、無需特權，因為身分不影響人們對你的善意或你該得到的待遇。
相對於香港，台灣是個水平世界。
在我們內心里頭，垂直和水平的慾力交織、抗詰，創造出矛盾、緊張又充滿活力的社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