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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波危機是銀行的信用，這一波是政府的信用。 |
中評社台北8月16日電／金融海嘯後的新一波全球股災，至少有三個特點：一、嚴格地說，這不是全球性而是半球性的問題，主要的震央是歐洲、美國與日本，新興經濟體受到波及，但本身問題不大；二、上一波危機是銀行的信用，這一波是政府的信用；三、上一波危機是企業與個人的高槓桿，這一次是政府的高負債。高槓桿與高負債都與凱因斯理論有關，無怪乎災情嚴重的主要是發達經濟體了。
台灣經濟日報社論指出，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最終是依靠凱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論與二次世界大戰終結的，凱因斯經濟學遂成了20世紀的顯學，從經濟學界到政策界，言必稱凱因斯。基本上，凱因斯的政策主張在嚴格的經濟理論架構中是正確且有說服力的，但在時間推移中逐漸被異化了。
凱因斯政策理論的“原型”是，無論個人或政府都是可以提前消費的，如果這些消費是他們預期未來的收入的話。換言之，最佳的資源配置未必是靜態而可以是動態的。以個人為例，他可以預期未來10年或20年、30年的收入足以讓他有條件向銀行借貸購入房子先住，不必熬到二、三十年後以累積的儲蓄購入一幢只剩有限餘年來享受的房子；政府亦然。所謂“量入為出”中所量的“入”，可以包括“未來的收入”。
然而，由於各種原因，凱因斯政策理論卻被扭曲而異化了：
一、理論觀點被過度解讀。“先用未來的收入”往往變成“未來沒有的收入”也先用了；甚至在國家的層次，連“別人的收入”也先用了。
二、金融創新。各種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推陳出新，使得無論合理或不合理的透支行為在實際操作上變得可行。
三、西方，尤其是兩黨輪替的民主政治模式，很自然地走上為選票而承諾減稅及增加福利支出的不歸路。對於這種種明顯戕害“財政紀律”的作為，前述被過度解釋甚至扭曲的凱因斯理論，往往就被拿來當做辯解的工具。
四、財政紀律破壞之餘，連“貨幣紀律”也守不住。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的設計中，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很重要的一環。中央銀行是一國貨幣政策的最高主管機關，貨幣政策的最高原則是維持一國貨幣對內及對外的穩定。但時至今日，愈來愈多的中央銀行及其貨幣政策是在為執政黨服務，說白了，是為選舉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斷採取寬鬆貨幣政策甚至量化寬鬆政策也就無足為奇了。寬鬆貨幣政策導致的物價膨脹都有時間的滯後性，但那是下一任政府的事。
五、就美國而言，還有一個當年艾森豪總統所說的“軍工複合體”這個因素。這是美國軍費何以長期高居世界第一，並長期占其國內生產毛額（GDP）近一半的主要解釋。
在這五個因素下，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其財務焉能不出現赤字，而且是愈來愈大的赤字？美國近50年來，舉債上限已提高超過70次，直如家常便飯，其餘西歐國家及日本的國債發行餘額占GDP比重莫不偏高，皆舉債上癮。
上世紀，凱因斯理論曾遭遇先後兩位經濟學大師海耶克與傅利曼的挑戰。經濟學不能像物理學及化學一樣，在實驗室裡進行短期就可以得到結果的實驗。海耶克的奧地利學派與傅利曼的芝加哥貨幣學派強調貨幣紀律與財政紀律，顯然不及（異化了之後的）凱因斯學派在短期內受寵。但經濟學的實驗室如果是整個地球，實驗時間如果長達一世紀，則三位經濟學大師間的勝負恐怕還很難判斷。至少，到了21世紀初，凱因斯理論的問題已暴露出來。
哦，對了，還有一位馬克思，他也曾預言過資本主義會自我毀滅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