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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英文那場哈佛演說會上,大陸學生一提問,立刻遭到全場噓聲;蔡英文每次答畢,則獲得熱烈掌聲。這種對待異己的方式,又表現了什麼民主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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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台北9月21日電/蔡英文在哈佛大學演講,被問到民進黨的暴力表現時,她輕鬆答稱:在民主社會講話比較大聲是正常的,目的只是希望對方聽見。但隨後被問到“台灣人為什麼互相仇恨”時,她彷彿瞬間失去了辯才,只是把問題喃喃重覆了一次。
聯合報社論指出,前一個問題,是一名大陸學生所問,具體針對陳雲林來台遭遇而發;蔡英文拋出“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大帽子對付,四兩撥千斤應付對手,贏得滿場掌聲。後一個問題,是演講會主持人費正清中心台灣研究小組教授戈迪溫借觀眾的發言提問;面對美國教授,蔡英文無法再即席販賣民主、自由那套便宜說詞,一時竟無力招架,為之語塞。
蔡英文對這兩個問題的反應,其實相當寫實地反映了台灣民主的困境和內外失調。面對大陸人民,可以理所當然地拿民主來自我炫耀;但一轉頭面對美國,我們立刻知道自己誇耀的民主成就其實相當虛浮,也缺乏根本的品質。更重要的是第二個問題:台灣人為什麼彼此仇恨?這個問題直指台灣民主的要害,一個建立在仇恨煽動上的政治,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嗎?
台灣的藍綠對峙,是否已達到戈迪溫教授所說的“互相仇恨”的地步,也許有待進一步考察;但比起十幾年前,台灣社會的切割,從統獨、省籍、南北的歸類,到變成藍綠的兩極對立,已一步步走上無法回頭的道路。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中間選民或有若干起伏,但藍綠兩邊的基本盤卻只是愈發鞏固,愈不相容。從政論節目言論分殊的定型化,從餐廳、企業被貼上藍綠標籤,從專家學者因立場歧異而無法再同台交流,台灣社會的“決裂現象”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此中原因,其實不難想像。台灣的政黨政治中,長期充滿仇恨語言,也充滿偽正義腔調的暴力。在一黨獨大時期,在野黨採取激烈手段杯葛,或許難以苛責;但民進黨在執政後依然故我,甚至變本加厲,長期以往,人民如何不感染那股敵意?台灣的政治暴力,從“國會”殿堂一直打到街頭,一開始也確具有某種程度的正當性;但當民進黨搖身把政治變成了所謂建立新國家的“聖戰”,民主選舉遂變成了“中華民國”與“台灣國”的生死存亡鬥爭。也因此,一次次的選戰,不僅激盪著不同信仰的選民的危機感,也升高了他們的對峙情緒。
民主政治原是要透過多元、普遍的參與,達到更公平、正義的目的;今天台灣的政治,卻是透過鬥爭使人民一步步走向更深的分歧,這配稱為民主成就嗎?台灣政治的另一惡兆,是只問“立場”、而不問“是非”,只問黨派得失、而不計全民利益,一味各說各話、而拒絕溝通協商,看不出多少民主素養。最明顯的例子,在蔡英文那場哈佛演說會上,大陸學生一提問,立刻遭到全場噓聲;蔡英文每次答畢,則獲得熱烈掌聲。這種對待異己的方式,又表現了什麼民主氣質?
民主社會只是“講話比較大聲”而已,真是漂亮的回答!這充分顯示了蔡英文的有備而來,卻一點也無法反映台灣政治的真實。在現實中,永遠只是某個黨講話大聲、卻從不傾聽別人,總是它率先動手推打、總是它企圖凌虐體制,那麼台灣如何在相互尊重與容忍的基礎上建立起有厚度的民主?
台灣人民為何彼此仇視?因為他們有太多不安,藍綠皆認為必須用自己的方法來捍衛他們鍾愛的土地。而一些政治人物不斷殘酷地撩撥他們的焦慮,分化他們的認同和感情,加深他們的對立。當蔡英文一口否定“九二共識”、卻夸夸大談“台灣共識”時,她大概沒想到自己有多奢侈。事實上,困難的不是“九二”或“台灣”,困難的是後面那兩個字──共識;經過廿年的政治分化,還有什麼共識能當作台灣人民感情的黏合劑呢?
那個蔡英文答不出來的問題,也是所有台灣人應該思考的問題。台灣人什麼時候開始彼此仇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