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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釣魚島（資料圖片） |
中評社台北2月15日電／時隔十五年後，美日兩國再度針對修訂防務合作指針問題，開始進行協商研議。究其原委，從日本角度看來，顯然是為因應自去年以來，始終無法有效降溫的釣魚台海域衝突問題，目的在取得美國背書，使其得以提升並強化自衛隊的角色；對美國而言，則當然是藉此遏制中共崛起。
中國時報社評說，事實上，長期以來，美日安保機制不僅是美國用以介入東亞情勢的重要戰略工具，中共因素亦始終在其演進軌跡當中扮演關鍵角色。例如，正因中共在一九五○年參加韓戰，迫使美國放棄在短期內與其建交的計劃，於是有翌年第一次公布的《美日安全條約》，與一九五二年美國拉攏日本與台灣簽署的戰後和約；其次，儘管最終決定推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為求保險起見，美國仍與日本在一九七八年建交前夕首次共同宣布了《防務合作指針》。
進入後冷戰時期，美日同盟的針對性愈發明顯。例如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後，兩國隨即修正前述指針，在一九九七年透過“周邊有事”的新詮釋方向帶來同盟質變的起點。至於在二○○五年“二加二”諮商會議後宣布《美日安保新宣言》，將台海安全也列入共同戰略目標，亦經常被視為聯手抵制中共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的作為。
而導致最近此次兩國再度試圖修訂指針的原因，自然也不例外。非但自新世紀伊始，中日關係便持續紛擾，包括起因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所引發的大規模反日浪潮，以及二○一○年以來風波不斷的釣魚台周邊海域爭端，都讓兩國關係陷入似乎難以回春的漫長低潮；更甚者，隨著中共崛起挑戰美國霸權地位，加上奧巴馬公開宣示將“重返亞洲”，這不僅意味著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的轉移趨勢，也暗示其對中共政策內涵將由過去的“圍堵制衡”，轉向“直接對抗”。
在此背景下，美國的東亞戰略自然愈發積極，而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正是其中重要環節。兩國除針對重新整編駐日美軍積極磋商外，美國也數度重申“釣魚台列嶼屬於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圍”的立場；於此同時，為嚇阻中共並避免不必要的擦槍走火，美日在提升針對性軍事演習規模層次之餘，亦計劃發出足以平息當前事態的“明確資訊”，這正是雙方討論新防務指針的重點所在；至於日前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宣示將由阿富汗撤軍，也不啻為未來進一步在東亞加碼埋下必要的伏筆。
平心而論，近期中日對立態勢升高，確實不利於區域安全秩序，美國若能有效平息紛爭，除了為其國際地位帶來正面反饋外，確實也能替東亞各國創造有助於持續繁榮的公共財；不過，解決問題絕不能單單主觀注視自身的目標而已，能否客觀回應周邊環境本質，勢將成為最終決定對策成敗的關鍵。
如果把時間停在二十世紀末，則美國的做法或許尚稱合理；當時東亞仍陷於金融危機後的調整階段，中共改革的未來仍待觀察，美國則因擺脫冷戰枷鎖以致經濟迅速增溫，據此，採取以單邊主義為主的戰略實無可厚非。如今，在金融海嘯侵襲下，一方面美國因深受其害以致對外干預能力大減，而東亞不僅成為目前全球經濟發展相對活絡的地區，中共繼國民生產總值在二○一○年超越日本後，外貿總額又於二○一二年超越美國，高居全球首位，至於持續深化整合的東協與崛起中的韓國亦不容小覷。
因此，總的來說，進入新世紀後的東亞既今非昔比，權力結構的多元複雜亦非美國能單獨操控，即便加上日本，以目前態勢看來，恐怕不僅未必能控制情勢，反倒將激化彼此對立；相對地，更好的做法其實是利用其殘餘影響力，扮演好“誠實中間人”的角色，或許能有意外收穫。當然，從美國新一屆國防外交人事布局與近期戰略部署調整看來，這顯然並非其優先選項。正因如此，未來東亞安全的繼續陷入不確定困境，恐亦將在所難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