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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後，9月15日首次公開演講。（中評社 高易伸攝） |
中評社台北9月22日電／莫言獲諾獎後第一部作品《盛典》21日在台發表，遠見.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以“風雨故人來”形容他這次造訪。《巨流河》作者齊邦媛也特別以簽名書表達了對莫言的祝福，希望透過文學多說這人間的悲苦，幫助人心回暖。
旺報報道，自言此次來台是心靈滌淨之旅，莫言打趣說：“在大陸看台灣的電視，覺得台灣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道德水準下降，食品摻假……但來台灣發現這亂只亂在‘立法院’、‘行政院’、亂在小圈子裡，老百姓充滿友愛互助，職業道德好得令人感動。”簡直可謂“台灣處處是雷鋒”。
超越階級 把人當人寫
而他認為這也正是文學家的追求，藉塑造令人難以忘記的文學形像，讓每位讀者省思自我身上某些特性，也呼應齊邦媛寄予的期許：“殷切地期望，能多說悲憫這人間事，幫助半世紀在鬥爭中的人心回暖，能夠看得見the soiling of the heart。”
筆下人物刻意打破好人、壞人既有形象，莫言表示1949後的大陸作品，好人和壞人過於“臉譜化”。“壞人就生理有缺陷，好人就相貌堂堂；好人叫志剛，壞人叫二麻子……”但這樣的現實主義事實上完全不真實，因此他“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儘管《紅高粱》被批評美化日本士兵，但他認為這樣寫才是對的，他堅信：文學家應站高一點，把人當人寫，超越階級、政治，才能反映人真實面貌。
文學價值 春雨細無聲
莫言相信，雖然不是一部作品就能改變社會，但文學的價值就在於“春雨細無聲”的滋潤人心過程和潛移默化，讓人的生活更豐富、美好。他也慶幸隨著時代的進步，自己有機會發表如《紅高粱》、《生死疲勞》這樣的作品。“要在1957反右派時寫出來被斃都有可能，也不可能發表。許多前輩作家就是受到時代的侷限。”莫言以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的“莫言說盡”、“登高望遠”和“前進的思索”作為這次來台後的座右銘與自我期許，希望自己多說些未說盡的好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歷史的潮流，並永遠思索著向上、向前、向善的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