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15日電／香港文匯報今日A11版“政情與評論”發表署名“明理”的來論《打破“獨立政治實體”的政治迷思》，全文如下：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基本法研討會上，發表《正確認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特點》的致辭，以基本法的立法指導思想、立法原意和相關法律條文，對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核心特點進行了正確的解讀。這一解讀，從根本上打破將香港當成“獨立政治實體”的政治迷思，釐清了對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治體制的種種不解、誤解和曲解，對香港如何嚴格按照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具有深遠的政治法律意義；對香港如何在基本法框架內真正減少分歧、求同存異、凝聚共識，具有現實的政治法律意義。少數激進反對派和激進勢力，以“僭建論”、“凌駕三權論”、“封建皇帝論”等攻擊張曉明的解讀，不過是一貫的“先歪曲妖魔，再口誅筆伐”伎倆，為將香港帶向“獨立政治實體”的政治目標服務，結果只會在與中央對抗、於香港為禍的路上越行越遠。
張曉明在致辭中對香港政治體制的完整表述是：“在中央政府直轄之下、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也可以簡明扼要地概括為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對香港政治體制特點的這一完整表述，清晰概括了香港政治體制的基本屬性和定位，政權體制的權力來源，管治權力的分佈和相互關係，管治和運行模式的核心特徵。如果能夠認認真真讀完整個表述，是無論如何也得不出“僭建”、“凌駕”、“皇帝”等等結論的。問題出在哪兒？出在有人將“資本主義制度特徵”、“普通法制度特徵”甚至“民主法治社會”等等，扭曲成空洞的政治觀念，幻化成根本不存在的“普世標準”，然後與通過法律制度化的政治體制混為一談。誠然，香港實行與內地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適用普通法，香港是法治社會，但這些制度概念，與通過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治體制的設計，是無法簡單地劃等號的。香港回歸多年來，香港管治成效不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包括部分管治者，對香港政治體制的理解存有誤區。
非主權國家 不能實行“三權分立”
第一，社會制度與政治權利的權力來源不能相提並論。“三權分立這種通常建立在主權國家完整權力形態基礎上的政治體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頂多只有參考和借鑒價值，而不可能完全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是對香港不能實行“三權分立”的最明確解釋：因為香港不是主權國家，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一切權力來源都出自中央政府的授權，因此不具備“主權國家”的“完整權力形態”。“這種地方政治體制的定位和屬性，以及在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之外存在的中央的權力”，決定了“三權分立”在香港不可行；如果實行“三權分立”，就等同於將香港作為擁有自身本源權力的“獨立政治實體”，或者很容易讓某些人將香港帶向“獨立政治實體”的危險境地。
中央授權與香港受權 需要聯接點
第二，社會制度與相應理念，與政治體制的制度設計不能混為一談。同樣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就既有美國為代表的“三權分立”，也有英國奉行的“議會至上”。而香港作為一個非“獨立政治實體”，在政治體制的制度設計上，要有一個中央授權與香港特區受權的聯接點，通過這個聯接點體現和實現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有效管治，又不會直接干預香港“三權”處理內部事務。用張曉明的話說，“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的主要途徑和抓手，就是行政長官。包括中央處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和國防事務、任免主要官員、解釋基本法等，都是通過行政長官這個環節進行的。”從實際運作設想，如果沒有這個聯接點或者說“主要途徑和抓手”，中央要麼完全放棄對香港的實質管治，要麼就對“三權”進行分別的直接管治。前者是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成“完全自治”，後者就是“京人治港”。無論如何，都是嚴重偏離“一國兩制”的。
既免“直接干預” 又防“獨立實體”
正是為了最好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基本法將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的最高端，設計成“雙首長制”--行政長官既是對中央負責的整個特區的首長，又是對香港管治負責的行政機關的首長，用一個不準確但形象的類比，行政長官“既是元首也是政府首腦”。這就是基本法的立法本意，所以張曉明才將此描述為“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別行政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三權之上起著聯結樞紐作用”。正是這種政治制度的設計，既避免了中央“直接干預管治”的風險，有效管控了有人可能將香港帶向“獨立政治實體”的風險。
“三機關”非“三權” “超然”非“凌駕”
第三，政治制度中的具體權力關係安排，與政治體制性質不能簡單劃等號。“三權”的存在和“三權”之間有制約關係，就代表是實行“三權分立”了？“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就是“凌駕”“三權”的意思？其實只要看看字面上的差異，就不能簡單作出這樣的結論。事實上，世界上幾乎絕大多數國家地區都設有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這三個機關之間也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相互制約關係，但這些國家地區中大多數不能算“三權分立”政治體制。人家的憲法法律就是這樣設計的，你總不能非要給人家戴一頂“三權分立”的帽子。同理，香港基本法確實規定香港設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這三個機關之間也確實有一定的相互制約關係，但這只是權力分配和權力關係的設計，不能硬要把它上升到“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高度。
同時，“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與“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有關聯但又不能完全等同；“超然”與“凌駕”的語意更有根本分別。“超然於三個機關之上”，是指行政長官作為特區首長，在面對中央的責任與權力方面，都不同於“三個機關”的首長，因而在“三個機關”的管治行為中，他要處於主導地位，統領特區。至於反對派為何將表述行為狀態的“超然”，偷換為表述權力狀態的“凌駕”，只能說是故意曲解。
迷思不打破 無溝通政治基礎
香港回歸以來，政治爭拗從來不曾止息。其中原因很多，但與對基本法的不同理解和解讀總有很大關係。而反對派無論是反二十三條立法、反國教，還是反中央對香港政改的憲制決定權，離不開的思想基礎，都是以為、或者妄想香港是一個中央權力之外的“獨立政治實體”。這種迷思不打破，香港的政治爭拗就不會停止，香港的社會撕裂只會加深，中央與反對派的溝通也就沒有共同政治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