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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 |
中評社北京4月18日電／“我一輩子也就帶了十幾個博士生”，當被問到中國大學和美國大學的導學關係之間的差異時，中科院院士及物理學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這樣說。據他介紹，一位伯克利的教授已經帶了六七十個博士生。美國的高等科研教育和國內比起來具有怎樣的優勢？在科研學習方面，學生該如何理解自己的優勢領域、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並保持學術志趣？來聽聽楊振寧教授的感悟。
只有遇到好的題目，我才安排學生做這個課題。
美國教授更喜歡和學生交流？因人而異
國內跟國外大學的教授、導師之間的交流情況相比，沒有明顯的區別。因為美國不同的學校，導學關係是不一樣的。不同的教授對與學生交流所持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可以說，美國的教授博導們相較之於中國的教授導師來說，並不存在更為普遍明顯地與學生進行學術交流的傾向和動機。
哈佛大學有一位30歲左右的理論物理學家，年輕有為鋒芒畢露。他就是一位很少去辦公室，很少去跟學生交流的導師——學生想要跟他交流還得排隊。但是因為他的名氣大，哈佛的名氣也大，很多優秀的研究生都往他那裡跑，而且他回答效率也非常高，能在很短的時間裡給你最準確的指出問題根源。總的來說，美國的導學關係大多取決於導師自身，學校不會刻意插手管這些。
過去在西南聯大的時代，學生交流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式，我們可能隨時隨地會展開討論——比如吃飯、喝茶的時候。儘管討論的大多是課程問題，但像世界大事、歷史、文學、藝術等內容我們也有涉及。如今物質生活大大豐富了，也誕生了很多像調查、實踐、走訪等交流形式，這在我們那個時候是難以想象的。可以說以往的學術交流比較單純直接，而現在則呈現一種多元化的趨勢。很難講二者孰優孰劣，但它們對於每個人學術認知產生的啟發作用，我想是一樣的。
“我一輩子也就帶了十幾個博士生”
有一位在伯克利的教授，恐怕已經帶了有六七十個博士生了，而我可能一輩子才帶過十幾個博士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因為我們帶博士生的立場不同。我的態度就是：只有遇到好的題目，我才安排學生做這個課題。當我沒有題目的時候，我可能就不會輕易接受博士生。而那位帶了有六七十人的教授，即使在沒有題目的時候，也會讓新同學嘗試一些可能擁有研究前景的課題方向。他們的研究邏輯就是：借助學生在不同研究道路上的大撒網探索，發現有價值的課題方向，自己再與學生共同研究進步，得到學術上的提高。
如今導師可能更多投入到自己的研究課題，而對學生的興趣點並沒有太多的在意。我並不佩服很多有名氣的美國教授，因為他們做研究帶學生多少有些目的性，特別是那些指導實驗的課題組——導師接了很大的科研項目，借助組內研究生的時間和精力來完成這些項目。儘管做好這些項目工程也很有價值與意義，但是我認為這個過程跟真正意義上做學術的方法邏輯相比還有不少距離。這種環境下，你去跟導師溝通你的興趣點，他不一定感興趣，他也不一定對這些方向有了解認識，所以還是得靠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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