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8日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決定派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出席下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示改善中日關係的意願。過去，安倍內閣對中國首倡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一直採取抵制或靜觀態度，而如今陡然升級關注，讓重量級人物二階幹事長出席論壇，著實不同尋常。
一直以來，安倍言行不一，說得好聽但小動作不斷，難言誠信。但這次或與往常不同，即便非其主觀願望，但安倍可能真的要調整對華政策，這是客觀形勢所逼。安倍被迫調整對華政策的背景有以下幾點：
首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繼續向好。有段時期，國際上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不斷，日本媒體尤為突出。但如今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成果明顯，特別是今年第一季度數據好於預期，日本經濟亦從中獲益，對華出口大約增加20%。同時，中國政府強力反腐，人民生活繼續改善，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也持續提升，這些都是安倍政府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其次，靠日美同盟壓制中國未成。安倍和日本主流媒體大力宣傳靠加強《日美安保條約》和TPP來壓制中國。但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宣布退出TPP，在中美元首會晤後，中美戰略溝通也成定局。對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只是在戰術策略上加以利用而已，安倍也就不得不考慮在對美和對華兩個方向上加以平衡的外交戰略。
第三，牽制中國的包圍圈落空。安倍內閣推行所謂“價值觀外交”，積極配合美國對華鷹派的離岸戰略，即日美不出兵，轉而唆使中國周邊國家進行挑釁。為此，日本不遺餘力地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進行挑撥，範圍極其廣泛，包括印度、東盟國家、韓國、俄羅斯等，特別是對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存在紛爭的越南和菲律賓等非常下力氣，但結果都以失敗告終。
第四，“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得到廣泛支持。不論安倍，還是日本其他政治家甚至大多有識之士，都有一種優越感，自認為亞洲第一是日本。因此，對於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成立亞投行，日本在心理上難以接受，起初進行阻撓，後來持觀望態度。如今，中國影響越來越大，連美國也有動靜，日本如果再不認真對待，恐將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
第五，日本輿論開始向“自主外交”傾斜。近幾年來，日本媒體一直強調聯合相關國家加強對中國崛起的壓制。但如今，改善中日關係並在中美間發揮橋梁作用的呼聲，在日本國內愈益增大。比如，《日本經濟新聞》在文章中說，“特朗普衝擊”的“攻擊對象是日本和中國”，這是加強中日紐帶的千載難逢之機，日本要“將計就計，盡速改善中日關係”。再如，日本慶應大學教授細穀雄一在文章中寫道：日本應在“後退中”的“海洋國家聯合（美、英等）”和新興起的“大陸國家聯合（中俄印等）”之間發揮調和作用，為此必須更加重視對美、對華、對俄外交。
最後，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為日本提供調整對華政策的機會。過去很長時間以來，安倍政府一直通過鼓噪“中國威脅論”來推行右傾化政策，這使其對華政策一時難以改變。但現在半島局勢緊張，日本國內不少人擔心一旦美國動用軍事手段，日本在朝鮮的反擊中將首當其衝。因此，日本輿論普遍認為，要與中國合作來力避朝鮮半島生戰，謀求以對話方式緩解半島危機。這也給安倍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帶來了機會。
安倍近5年來的右傾化政策使中日關係嚴重受損，雖然形勢所迫，日本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調整，但安倍的政治思想很難改變。筆者認為，繼續警醒安倍政府認清大勢的同時，不妨借助當前時機發動日本民間力量推動中日關係轉圜，這樣或能取得積極效果，中日兩國有識之士應互相配合，在此方向上作出努力。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