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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印太戰略構想以價值理念協同、區域規範建構和海洋安全保障為重心。 |
中評社╱題：日本印太戰略構想的內涵與政策特徵 作者：王星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近來，“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作為一種新的地緣戰略構想和區域安全概念被廣泛地應用於美、日等國的政要演說和官方文件中。日本的印太戰略經過長達十多年的演變，將逐步發展成為具備以同盟準同盟關係為平台，側重價值理念協同、區域規範構建和海洋安全保障為重心的日本對外戰略構想。
一、日本印太戰略的形成
日本印太戰略經歷了起源、發展與成型的過程。
日本印太戰略最早的雛形產生於安倍晉三的第一屆內閣時期。2006年11月安倍第一屆內閣時期的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發表題為“建立自由與繁榮之弧：拓寬的日本外交地平面”的專題演講，旨在為把民主植根於呈帶狀分佈在歐亞大陸週邊國家並實現地區穩定，日本要通過多層面地進行援助並加強與這些國家的關係，來強化與歐美、北約的合作關係。2007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印度國會發表“兩大洋的交融”的演講，認為印度是日本“多重戰略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明確表示：“太平洋和印度洋如今作為自由之海、繁榮之海，帶來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結合。突破傳統地理界限的‘大亞洲’正逐漸顯現出清晰的形態。⋯⋯日本與印度攜起手來，‘大亞洲’或許就會發展成一個囊括美國和澳洲，甚至覆蓋整個太平洋的巨大網絡。”日印在確保運送中東石油的海上生命線的安全等問題方面有著相同的利害關係，逐步強化外交、安全合作。日本在與澳大利亞等國加強外交安保對話方面也逐步加強，日澳於2007年發表了《安全合作聯合宣言》並推動日澳“2+2機制”的逐步確立。安倍試圖推進“民主國家聯盟”和日美澳印四國合作因其執政結束而擱淺。
發展階段大體是從2012年底到2016年這段時間。自第二屆內閣時期開始，安倍連續發表了關於印太戰略構想的文章。2012年第二屆內閣成立之初，安倍在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的英文網站上發表題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文章，主張建構以日美同盟為基軸、深化與澳大利亞、印度和東盟等亞洲國家合作的鑽石聯盟，用以維護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安全的戰略構想，認為“太平洋的和平、穩定和航海自由離不開印度洋的和平、穩定和航行自由”，構建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印度四國“鑽石同盟”；2013年安倍訪美，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表題為“日本歸來”的演講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印太”這一術語，強調日本應該聯合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海洋民主國家，共同維護作為公共產品的海洋，日本將在廣大的印太區域內扮演重要的角色。2016年第六屆非洲開發會議（TICAD6）中，安倍提出的旨在形成“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新外交戰略構想，認為：日本有責任將太平洋與印度洋、亞洲與非洲相交之處塑造成一個不受強力和壓迫影響，重視自由、法治和市場經濟的區域，並讓這裡變得繁榮。
日本印太戰略構想成型的標誌是日本外務省出版的2017年版《日本外交藍皮書》中明確使用了“印太戰略”。在2017年版《日本外交藍皮書》中，認為日本外交應該“從積極和平主義立場出發，在以‘印太戰略’為首的外交政策的基礎上，實施具有戰略性的有效的國際合作”。這標誌著日本的印太戰略構想正式成型。日本開始在具體外交活動多層次推進印太戰略合作。首先，強化日美澳印四國的印太戰略構想。2017年8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向美國時任國務卿蒂勒森提出日美澳印四國首腦戰略對話，並積極宣導四國首先應從局長級對話開始，關注經貿和安全領域合作，將對話級別從事務級逐步向部長級、首腦級提升，而對話的主要內容涉及推進自由貿易、在印太區域進行高品質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日美澳印四國安保防衛合作以維護航行自由。2017 年11 月12 日，日本在印尼主持召開了日美澳印事務級的四方對話機制，涉及亞洲規則秩序、航行自由、海上安全保障、強化資訊聯通等七個議題，目的是就建設“自由、開放、繁榮、包容的印太區域”開展各項合作。
日本印太戰略出台是日本主動調整自身對外戰略的範圍和重心,是反映安倍內閣應對全球格局和地緣政治變化，極大限度地調動、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建構並維繫自身利益的重要舉措。但是這一戰略構想形成的過程依然反映出日本對外戰略調整的基本規律：基於價值理念與同盟體系，積極尋求自身核心利益區域的機制構建和利益關切。
二、日本印太戰略構想的內涵變化
日本印太戰略產生與成型都是在安倍晉三執政時期，強化與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的合作以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日本對外戰略構想的重要選項。印太戰略形成過程中相關於中國的主要政策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政策核心是將中國納入印太構想中，依靠規矩規則來規制中國的行為。依照日本智庫“日本國際論壇”的報告書所說，為了確保印度太平洋海域國際公共空間的開放性與安全，日本政府應該建構以日美同盟為核心，涵蓋韓國、東盟、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在內的“海洋國家聯盟”，並將中國納入這一體系之中以共同維護海洋安全。2012年日本另一智庫日本國問題研究所的研究報告中也認為日本應該與美國合作，致力於將中國納入民主國家法律支配的體系內，同時儘量阻止中國與印度在軍事上的合作，避免中國有機會在印度太平洋區域採取建立海港軍事基地的相關措施。
第二階段的政策重點著眼於針對“一帶一路”構想的競合。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相繼發佈了以《印太時代的日本外交》為題的政策諮詢報告，向日本政府提議：日本超越雙邊外交空間強化印太區域的國際秩序，強化與美印澳等國關係的基礎上，以具有搖擺性的東盟國家等為重點加強經濟合作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領域已應對AIIB為中心開展嘗試性合作，並將日本ODA更多運用於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不同階段重心變化的原因表面上是應對2013年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其內在原因是對中國重塑在亞太地區或者亞洲的區域規範以及地區體系方面的焦慮，另外一方面就是日本對於自身的安全關切。
由此，日本印太戰略構想提出是以全面強化與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的雙邊關係完成戰略對接為基礎，依託日美同盟框架，全力構築穩固戰略三角關係，促美協同為核心的。日本印太戰略構想形成過程中的主要舉措是拉印、趨澳和促美。2015年12月安倍訪問印度，兩國發表了題為《日印展望2025，特殊全球戰略合作夥伴》的宣言，在首腦級別聲明中首次使用“印太”概念。2017年9月安倍再次訪印，日印兩國擴展了戰略和防務合作，在印度的“東進政策”和日本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之間尋求更多合作。日本加大了與澳大利亞的安保磋商力度和層級，與澳大利亞在準同盟體系框架內強化2+2機制。基於共同目標及利益驅動，“鑽石同盟”的日美澳印四國以三方進行戰略對話與合作的形式和機制來制衡中國在西太地區的影響力，基本形成以美國為核心的美日澳三國外長戰略對話TSD機制、美日印三國外長會談機制，旨在推動以多個戰略三角關係為基礎的印太區域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逐步發展為日美澳印的準同盟聯合體。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11月東亞行中回應了日本提出的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的構想，並提議美印日澳四國高官進行磋商。
三、日本印太戰略構想政策特徵
日本印太戰略構想政策特徵之一是：對華政策中的安全保障與經濟利益的雙重制衡。安全保障層面，日本在強化自身的軍事實力的基礎上，持續推動鑽石同盟的發展，以聯合印太地區各民主國家，合力維持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行自由等所謂國際秩序，來牽制中國在東海、南海及至印度洋、太平洋的活動。同時一定程度上將日本ODA適用於一些國家的軍事技術合作和艦船租售領域中；經濟利益制衡層面：日本印太戰略構想致力於建立一個開放的基礎設施體系，先後提出“環孟加拉灣工業增長帶”、“亞非增長走廊”到“自由開放的印太”等構想，包括開發新的經濟與交通走廊，覆蓋從太平洋、經印度洋到非洲的廣闊區域，通過訂立自由貿易協定來牽制“一帶一路”倡議。日本不僅加強ODA作用於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同時開始日美印三國事務級談判，討論建設共同參與第三國基礎設施開發的機制和方法，以政府下屬的金融機構出資的形式進行分工合作。
日本印太戰略構想政策的另一特徵是：地緣政治層面對於中美兩國兩面下注和區域合作規則層面的持續兩面下注。中美兩國在日本所處地緣政治的地位不言自明，基於日本自身的戰略地位下降和戰略焦慮上升的原因，安保方面傍美拒中，希望通過隨美政策和對美忍耐，提升自身對華政策的影響力；經濟合作方面藉華謀利，基於經濟發展和國內政治的需要對華政策相對靈活，“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加強協調進行第三方合作的政策；在區域合作規則方面，拉美入夥提升制定遊戲規則的影響力，日本一方面將TPP發展為CPTPP，另一方面不忘極力說服美國從新考慮加入並藉此拉美以保持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影響力；融華合作強化參與保持對區域經濟合作規則制定的影響力，在中日韓FTA、亞太自貿區、RECP等區域合作機制發展進程中無法排除中國的存在，合作的過程中藉提升規則來突出自身存在價值。
對於日本印太戰略值得持續關注，同時做好如下三個方面的應對：其一，就是區別對待日本印太戰略構想中的四個主要成員，加強不同層面的雙邊合作。通過穩定中美關係，改善中日關係，強化中澳關係和提升中印關係來實現。作為印太戰略的積極推進角色的日本也同時是化解這一戰略的突破口。日本政府內部客觀存在著一定的政策不協調和目的投機性的問題。如針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合作層面的政策主要來自日本經濟產業省，而外務省主要是印太戰略構想方面的主要推動力，可以通過提升中日雙邊的經濟高層對話加強經貿合作在推進中日關係持續緩和的基礎上一定程度化解日本印太戰略構想的壓力；其二，主動嘗試多邊安全對話，構建多邊合作體系，緩衝日本印太戰略構想的影響，然後積極尋求多邊的利益共同點，推進多邊高層戰略對話。比如說中印俄、中日韓等高層戰略對話，主動加快這些中日韓FTA、RCEP或者亞太自貿區的談判和建設；其三，以地區重要的支點國家為抓手，在次區域框架內化解日本印太戰略構想產生的壓力。作為重要的地區支點國家，韓國、菲律賓、越南、印尼等等國家，要強化與這些國家包括經濟合作和安全交流方面的協商對話，然後形成多邊共識，逐步建立次區域利益共同體，強化利益關切度。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7月號，總第24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