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30日電／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經濟研究》編輯部承辦的“經濟研究所建所90周年國際研討會暨經濟研究·高層論壇2019”近日在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和中國經濟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等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出席並發表演講。
蔡昉：中國經濟趨同的潛力仍然巨大
蔡昉表示，當前討論中國經濟形勢的時候經常要用到三個比較流行的範式：一是“菲利普斯取舍”，也就是“菲利普斯曲線”，主要講周期問題；二是“卡尼曼回歸”，卡尼曼是一位行為經濟學家，他主要研究回歸現象，而不是經濟形勢周期問題或者增長問題，但是他的研究經常被引用；三是“索洛趨同”，因為近年來中國經濟處在增長趨同的狀態中。“當前，任何一個範式都不足以說明中國經濟的現狀，因此，需要從三個方面去觀察、提煉出研究中國經濟的獨特視角。”蔡昉說。
判斷中國宏觀經濟形勢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用什麼指標去評價經濟是好還是不好？過去，我們習慣用經濟增長率來判斷經濟形勢，符合預期的增長率就是好的，一旦增長率低於預期就需要採取刺激政策，讓它回歸到預期。這個符合預期的增長率是什麼？過去我們常說不低於8%，經濟危機或者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就要“保8”。如果增長速度低於潛在增長率，就要讓它回歸到潛在增長率上。一般來說，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或者一個傳統的落後國家，它的潛在增長率是比較穩定的。所以，也可以把它看作趨勢增長率。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已經發生階段性變化。這個階段性變化意味著一系列支撐過去經濟增長的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資本積累、資本回報率、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改善速度、生產率提高的速度等都變了。這些條件變化後，相應的潛在增長率也要發生變化。因此，已經很難預測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應該是多少。雖然經濟學家們仍然在嘗試測算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是多少，但是由於每個人的做法不同，最後得出的結論也是千差萬別。所以，現在不應該再用經濟增長速度來判斷宏觀經濟形勢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層面。蔡昉對此表示肯定，他認為，最好的納入方法就是使用調查失業率來評價宏觀經濟形勢好還是不好，要刺激還是不要刺激。“我們判斷宏觀經濟形勢應該從市場關注的增長速度轉向失業問題。”
蔡昉表示，我國失業率在很長的時間都處於非常穩定的水平。比如，調查失業率長期處於5%左右的高度穩定狀態。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雖然很多國家都經歷了經濟波動以及與經濟波動相關的失業率波動，唯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經歷穩定下行過程，失業率保持較低的水平，而且高度穩定，並沒有顯示出同其他國家一樣的經濟周期波動現象。“所以，我的判斷是，至少目前來看，當前中國經濟減速不是周期性現象。”
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對中國經濟發表過很多看法，其中之一是，他認為有一個經濟發展規律是任何經濟體都無法回避的，叫“回歸均值”。這個“均值”可以理解為“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大概是3%。他曾經預測，2015年中國經濟應該回落到這一均值。不過，回過頭來看，無論如何也看不到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降到3%。
蔡昉進一步指出，薩默斯所說的“回歸均值”是行為經濟學家發現的一個現象。按照薩默斯的觀點，經濟增長最終都要回歸到潛在增長率，回歸到世界平均值，中國很快也將回歸到世界平均水平。“他講的道理是對的，但是預測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回歸均值，則屬於誤判。”蔡昉指出，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階段性變化。過去，當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10%的時候，無論增長速度低於它還是高於它，最後都會回歸到平均水平。但是，2010年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經濟出現了轉折點。在這之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期，在2010年之後是後人口紅利期。在人口紅利期，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改善、資本回報率、勞動生產率通過資源重新配置可以迅速提高，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利於經濟10%的高速增長。在這之後，由於勞動年齡人口呈負增長，上述這些因素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所以不太可能是原來的潛在增長率了。
蔡昉對從現在開始到205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做了一個估算，可以看到回歸均值的長期趨勢。但是，這個過程是長期而緩慢的，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至少仍屬於中高速。“中國經濟中近期趨勢與‘回歸’無關”。
所謂“趨同假說”指的是“索洛預期”，該理論從資本報酬遞減規律出發，預期由於資本報酬遞減，經濟落後的國家一旦獲得發展所需的資金，便可以實現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而這一趕超的結果便是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
對於這個觀點，蔡昉指出，在1990年之前，從未出現過世界趨同的現象，而只有發達國家內部或者最不發達國家內部的各自趨同，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並沒有趨同。1990年之後，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力度加大和前蘇東地區國家加入到世界市場當中，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才真正出現趨同的現象。
按照趨同的定義，隨著人均收入提高，增長減速是必然的。中國雖然已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但是和發達經濟體仍有巨大差距，我們仍然有繼續趨同的空間。雖然我們的後發優勢變小了，不會再像原來那樣保持快速增長，但是，趕超的潛力遠沒有耗盡，我們需要通過改革保持經濟繼續增長。“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預計在2050年之前，我們應該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的增長速度，也就意味著回歸到均值是幾十年後的現象。”蔡昉強調。
蔡昉表示，當前中國面臨減速不是需求側現象，不適用於周期分析的思路，雖然需求衝擊也是潛在風險；發展階段變化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增長速度預期應該是新的潛在增長率；中國仍然是中等收入國家或較低水平高收入國家，仍有趨同和趕超，不可能回歸世界平均增長率。
樊綱：未來經濟增長潛力在於真正深化自身改革
樊綱表示，以前一直困惑經濟學界的一個大問題是，一方面有增長理論，另一方面又有發展經濟學，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按照一般的說法，增長理論只研究GDP，發展經濟學研究制度變遷、社會進步等。在樊綱看來，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的關係問題，落後國家怎樣在發達國家已經占據市場的前提下實現增長。發展會遇到什麼阻力，什麼競爭，什麼衝突？
與發展理論相比，增長理論是一般理論。近些年，增長理論發生了很大變化。最初人們理解影響增長的要素是勞動和資本，而把技術進步、制度進步都作為全要素生產率要解釋的內容。但是，越來越多的增長理論已經把知識和技術進步作為增長的要素，把制度納入了正統的、主流的經濟增長問題的分析框架。因此，現在研究增長理論已不再只有兩個生產要素，而是四個要素。“現在研究增長和研究落後國家發展的時候，眼界要超出勞動和資本。不僅是人口和儲蓄導致增長，資本積累導致增長，而且更加關注技術進步，制度改革。”樊綱說。
樊綱指出，落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差異就在於勞動力、資本、知識和社會制度等要素禀賦方面，發達國家在這四個方面都占先占優。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在知識和技術上有了長足進步，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短板和弱項。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在進行體制改革，但是仍然有很多要改的東西，要應對好世界上發生的變化首先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中，最關鍵的是深化體制改革。增長理論的基本內容對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有用，需要從發展的角度、從落後國家的角度來思考增長的問題。
經濟結構取決於技術水平、勞動力、人力資本、制度水平等要素禀賦結構，要想得到更好、更高級的經濟結構，就需要努力優化那些要素禀賦結構，去改善要素結構，只有這樣方能獲得持久的增長。
對於要素結構處於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夠促進發展，樊綱認為，關鍵要尋找相對優勢，從而盡快優化要素結構，實現追趕。其歸納起來有三點：第一，比較優勢，勞動力便宜、勞動力多。第二，後發優勢，後來者可以利用前人所積累的知識和技術加速發展，可以學到別人發展過程當中的經驗，少走彎路，走捷徑。第三，本土優勢。中國最主要的是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
哪個相對優勢更重要？有學者反覆強調是比較優勢，廉價勞動力。事實上，這個優勢並不能完全解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成就。很多發展中國家就是因為僅僅依靠比較優勢，沒過多久，經濟就出現了停滯，經濟增長就沒有一個長期追趕上去的過程。
樊綱認為，中國最近20多年的增長最主要的是充分利用和發揮了後發優勢。這種後發優勢主要指的是較低的學習成本。比較優勢是較低的勞動成本，有了這個優勢可以發展一些勞動密集型經濟，而後發優勢卻是可以在所有的領域裡，包括制度改進等等這些領域，作為後來者，通過在開放的過程當中的學習、模仿，使知識和技術的增長更快地接近技術的前沿。中國四十年高增長，後來這二十年，應該說我們越來越多的是依靠後發優勢。
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Paul Romer)的研究就強調知識創造知識、知識的外溢效應，用這個來解釋發達國家為什麼還能夠增長。反過來講，我們也可以用“知識外溢”的概念來思考後發優勢。後發優勢就是通過開放，把發達國家的知識外溢到落後國家的經濟中。通過學習和模仿，我們可以盡快掌握人類已有的知識，取得比較快的進步。
樊綱進一步指出，所謂後發優勢，就是可以比較便宜地、比較快速地獲得先進知識和技術。近些年中國的發展就是因為我們較早地實現了開放，引進外資，通過發達國家的一部分知識外溢提高了自身的能力。“正因為我們過去做對了，包括引進外資，學習交流，才有了這四十年的經濟高增長。”
樊綱表示，落後國家的發展都要經歷以下幾個階段：第一，純粹依靠比較優勢；第二，進入比較優勢與後發優勢共同起作用的階段，從學習模仿到努力實現知識外溢；第三，繼續學習模仿，同時加大自我創新；第四，作為後來者能夠維護開放的世界體系。不可能由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企業生產所有的東西，需要大家互通有無，在一個全球化的進程中實現更有效率的發展。當前，中國正處在第三個發展階段，能否實現自我創新，在過去的基礎上實現更大的發展，這主要取決於我們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例如，科技創新不是依靠財政補貼就能夠實現的，而是要通過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投資機制、激勵機制來完成；同時，能不能繼續在體制的效率上做更多的文章，真正實現改革的深化，這決定著能不能在下一個階段繼續實現發展。發展中國家遇到各種困難和問題是符合邏輯和規律的，當務之急是要學習怎麼面對這些問題，處理這些問題，為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為進一步發揮後發優勢創造更好的條件，學習如何通過推動全球化和國際多邊體系創造更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環境。
來源:經濟參考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