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停職當晚，報道“天價煙”的《西安晚報》記者石俊榮微博發表“情況說明”稱，稿件采寫中有不周全的地方，給當地造成負面影響，以後我汲取教訓，履行好職責石俊榮被停職檢查一事，算是可以坐實了。但是，倘若仔細閱讀石俊榮的報道，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周全的地方”：不僅有圖片為證，也有當地官員的回應。現在，因為這篇僅有幾百字，並不能認定為“新聞失實”的報道，就將當事記者停職檢查，且禁止當事媒體報道負面新聞，實在有些讓人不寒而栗。
自從2009年，在“天價煙”局長周久耕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之後，公眾與媒體便掀起了一場“邊緣性輿論監督”的運動：他們從名煙、名酒、名牌手表等用品入手，對政府及其官員進行輿論監督。現在看來，效果還是明顯的。不僅使一些官員因此受到處理，也讓官場奢靡作風至少在表面上有了收斂。天價煙新聞出現之後，大荔縣政府聲稱“深刻反思，汲取教訓”，卻出現了當事記者停職，難免讓人有“當面說人話，背後捅刀子”之感。
媒體是社會的眺望者、觀察哨，是要完整地反映社會現實。媒介的輿論監督之所以有效，在於其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平台，使得各種信息和觀點能夠在這個公共領域自由碰撞、爭鳴，最終能夠形成對某一事件全面、真實地再現。正因如此，輿論監督才會寫入憲法，國家領導才會多次強調，要支持新聞媒體對不當行政行為進行曝光。可以說，輿論監督本是媒體的天職。現在，卻因所謂“給當地造成負面影響”，就強迫記者停職檢查，甚至禁止媒體監督，不僅是在隨意擴大打擊面，無疑也傷害了媒體與公眾的監督權。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曾說，輿論監督是社會文明進步不可少的力量，一定要維護記者合法採訪的權益；否則，社會正義就無法維護。需要指出，對於輿論監督的重要性，一些政府官員其實是了然於胸的，但是由於個人利益、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羈絆，往往會將媒體的作用拋諸腦後，生怕媒體影響了地方形象和自己的政績。因此，面對來自媒體與公眾的監督，他們往往會採取鴕鳥政策，或者濫用權力封殺媒體。是的，天價煙事件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荒誕的結局，同樣是源自政府及其官員對監督的恐懼。
因為害怕監督，所以就會打壓監督。於是乎，通過暗箱操作，記者石俊榮被停職檢查，西安晚報被要求禁止監督；於是乎，一些發帖質疑的網民，便“因言獲罪”，不是被拘留便是被勞教。長此以往，媒體輿論監督何以實現，民眾如何能行使批評權？董必武曾言：政府的威信不是建立在群眾恐懼上，而是信任上。動不動就讓記者停職，禁止媒體輿論監督，怎不讓人心生恐懼？政府的公信力，不能建立在民眾的恐懼上，更不應建立在媒體與記者的恐懼上。這不僅與黨和政府的一貫宗旨相違背，也與法治社會的執政理念背道而馳。
大荔縣政府聲稱“從小事做起，防微杜漸”。倘若是想通過讓記者停職來“防微杜漸”，通過禁止媒體監督來樹立“良好形象”，只能說這樣的執政思維，實在太過可怕。（時間：7月2日 來源：中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