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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人社所研究員湯熙勇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前國民政府關於南海議題的關鍵公文都在台灣。(中評社彭媁琳攝) |
中評社台北12月25日電(記者 彭媁琳)針對南海風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湯熙勇接受中評社訪問表示,過去多是以國際政治、國際法的問題來處理南海糾紛,但是政府相關檔案整理卻是討論國際法時最重要的依據,因此他近幾年特別關注南海議題的檔案梳理工作,希望從“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等相關單位的檔案中,找出南海論述的依據。
湯熙勇表示:“10多年前大陸就在討論相關議題,他們知道,很多國民政府時期南海檔案都被帶來台灣了,不過還有很多檔案牽涉到國際法解釋的問題,以及各單位保密原則,很多資料還不能公開。”
“中研院”在本月初舉辦了2天的“南海諸島之歷史與主權爭議”學術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提出南海議題的各種學術論文,有專家還建議,這類型研討會要繼續辦下去,下次還可以去東沙島舉辦,增加臨場感。
負責籌劃研討會的湯熙勇表示,過去其他單位辦過很多南海研究,但多半是從國際政治、國際法的角度舉辦,這次加入歷史研究,希望藉由檔案整理,作為未來解是國際法的依據,過去不知道哪些資料可以引用,甚至有引用錯誤的風險。
湯熙勇說:“檔案整理的部份,大陸做得比台灣好,但是核心資料都在台灣,例如“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當時處理南海議題的檔案,例如南海諸島最重要的地圖等。十幾年前,大陸就在討論南海議題,大陸學者也知道許多重要檔案都被帶到台灣了。”
1949年蔣介石播遷來台時,不只是帶來了故宮文物、黃金,還責成各部會帶來關防和公文,當年是誰?為什麼要把這些檔案千里迢迢用船運到台灣?目前還沒有解答。湯熙勇表示:“關防和公文可以證明“中央政府”的傳承和延續,但現在真的還不知道誰決定要把這些檔案帶來,可以合理解釋是蔣做出的裁示,把重要的檔案用船運到台灣,當年沒有帶來的公文,都放在南京第二檔案館。”
目前關於南海議題,政府檔案資料最齊全的是“外交部”,“內政部”也在著手處理各種檔案。湯熙勇近幾年埋頭梳理這些檔案,不過也遇到一些困難,例如1960年代後“國防部”的相關檔案還沒有解密,這方面的史料就很難追蹤。
去年台灣在北中南各地舉辦了多場“南疆史料展”,展示南海議題各階段的變化,湯熙勇表示:“舉辦展覽是因為要因應國際上對南海主權的問題,要拿出證據說明為什麼南海是我們的,公布史料是第一步。”
不過,展場中並非所有地圖、檔案可以隨意翻閱,湯熙勇解釋:“國際博弈時,大家都在玩牌,不能讓人知道手裡最後的王牌是什麼,所以這個展覽還保有神秘空間讓人想像,但相較於菲律賓和越南,台灣開放南疆史料的幅度很大。”
他指出:“大陸對檔案的管理也很嚴格,我想要去南京第二檔案館看,也看不到,不過大陸學者都可以來台灣到國史所等單位調閱公開資料,現在考量要對國民開放。因為這些檔案可以拿來解釋國際法的規定,不同立場可能有不同解釋,也可能斷章取義,如果留下刻板印象,未來就很難改觀,所以若是沒有百分之百把握,就不會隨意開放。”
除了台灣內部的檔案外,湯熙勇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的檔案也非常有興趣,因為可以透過檔案了解美國政府決策的過程與態度。他表示:“美國的政策始終沒有改變,那就是南海諸島不應該由一個國家所控制。”
另外,南海諸島的研究資料應該更公開,也具有教育意義,湯熙勇指出,有大學教授在課堂上問學生,台灣最南的疆域在哪裡?學生回答是屏東恆春,完全不知道還有南海諸島和更南邊的曾母暗沙,讓教授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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