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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朗對峙的中止為中印元首在廈門金磚峰會期間的會晤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氛圍 |
中評社北京9月1日電（記者 束沐分析報道）近日，持續兩個多月的中印洞朗對峙終於告一段落。這場危機的解決在現實層面的意義在於，它掃除了外界對印度總統莫迪是否參加廈門金磚峰會的疑慮，為中印兩國領導人在金磚峰會期間的會晤營造了寬鬆的氛圍。從理論或價值層面來看，洞朗對峙的結束，並不意味著哪一方在這場邊境博弈中“勝出”或“失敗”，而是驗證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再度經受住實踐的檢驗。
以“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為內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是1953年由周恩來總理為解決中印關係問題時向印度代表團提出，後來不僅成為中國外交的基礎性方針，也逐漸為國際社會所接受，成為當今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之一。時光荏苒，六十多年過去，最初實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解決雙邊爭端的兩方，如今再度繼承了老一輩領導人留下的政治智慧與經驗，避免了走進一條可能引發更大衝突的死胡同。
顧名思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核心是“和平共處”，這代表了二戰後的國際秩序與全人類普遍的價值理念，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才是五項原則的第一位。這一方面充分說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個統一的有機體，維護和平與捍衛主權之間不能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誰都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另一方面，也要堅持通過和平手段、外交手段、政治手段處理並解決周邊敏感問題，為我國當前來之不易的戰略機遇期保駕護航。
因此，近年來國內輿論出現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過時論”實在可以休矣。中國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者和垂範者，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在不斷實踐中歷久彌新、歷久彌堅，尤其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間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為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路線的形成與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誠然，與上世紀五十年代相比，國際環境與中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涵也隨之與時俱進、發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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