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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訪談：中國電影毛病在哪裡

http://www.CRNTT.com   2008-11-28 07:53:52

再就是底層的問題。事實上，社會一定是有一個結構的，如果我們不偽善的話，這個世界是不平等的。但當討論電影的人談到底層這個概念的時候，他把自身認同於權力，認同於非底層，他會說“這個電影是關於底層人民的什麼什麼”。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事實上，甚至我電影裡面那樣的人，他也會說“那些底層的人怎麼怎麼”。底層變成了一個虛的東西，所有人都不是底層，因為他總能找到“比我更慘的人”，所以這個社會文化中就變成了沒有一個階層是底層，也就不存在這個社會對於一個人群的不公正。因為實際上對那個人群是沒有人去認同的。  　　徐：這種符號化會困擾到你嗎？  　　賈：一方面作為導演來說，我構築我的作品，我拍我熟悉、我喜歡、我感興趣的世界的時候，不會有什麼困擾。符號化有兩種情況，一種來自批評和不理解，一種來自肯定。肯定也會產生符號化。比如說賈樟柯發現了縣城，這是一個很好的評價，對我來說好像一個榮譽一樣。但是你真的要永遠拍縣城嗎，你的精神世界就沒有其他部分了嗎，就不拍那些部分了嗎？顯然一個導演不能被這種肯定所命名，當然更不能被懷疑和不理解所命名。  　　但是另一方面，作為從事文化工作的人，會覺得很困擾。這個困擾來自我們該怎樣工作，才能够打開一種壁壘。就是在簡單的命名和簡單地對生活的歸納之外，給人們帶來一個開放的心態，甚至僅僅是對他人和其他生活的一種好奇。我覺得現在連好奇都沒有了。我們怎樣用已知所有的媒介，來改變這樣一個文化事實？  　　我最難過、感情上最不舒服的一次經歷，是在2002年戛納電影節的時候，那一屆帶去的是《任逍遙》。放映後的記者會上，電影頻道當時的一位主持人，她先用英文講了一通，我沒太聽明白。然後她自己翻成了中文：我要在這裡說這部電影完全是一個謊言，這是一部撒謊的電影。因為我們中國人根本不是這樣生活的，我們很多年輕人可以學電腦，用電腦，我們學英語，我們出國留學，到處都是中國留學生。我們的國門打開了，像我可以來採訪戛納電影節，為什麼這個電影要把這樣的生活拍出來，它是一個謊言。  　　這個主持人跟我沒有關係，對我也沒有成見，我相信也不是別人讓她說這番話的，那是她真實的認識和感受。正因為是她真實的感受，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刺痛。因為我突然意識到，同樣在一個國家裡生活，我們已經到了不承認有別的現實，不承認有另外一種現實的地步。你至少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心態，我們還承認有這樣的人在這樣地生活。就好像面對歷史，我不是“右派”，我也沒被打到過勞改營裡邊，但我們會承認這是歷史，有一部分中國人這樣生活過。對歷史應該有一種開放性，我承認，我願意去了解。對現實其實也需要有這樣的心態，而不是很極端地把自己的現實變成整個國家唯一的現實，個人和他者之間沒有任何關係。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我們不認同、不相信有另外一種感受，另外一種生命經驗，另外一種國家記憶？我覺得這是在工作中挺困擾我的一件事情。  　　不，是現實！  　　徐：你看到的現實是什麼？  　　賈：總有一個巨大的時代表層的印象，它會限制我們。比如說這幾年，從國際社會，到中國人自己，最大的意識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很快，富起來了，富是中國當下的一個關鍵詞。但是我覺得實際上貧窮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並且貧窮又給中國社會帶來特別多其他的問題。比如說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後，刹那間的經濟大潮到來的時候，實用主義為什麼馬上占領了全社會，這就跟貧窮有關係。人的很多行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方法，金錢為什麼變成整個社會的調節劑，這些都跟貧窮有關係，絕不單單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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