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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中國傳統，走向“左派儒學”？

http://www.CRNTT.com   2009-01-15 07:35:50

雖然如此，國家支持儒學的觀點似乎確實超越了北歐模式，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國家在教育和群體生活中支持儒學的情況下。在自然災害比如四川地震後，蔣慶還建議重新引入國家支持的儒家葬禮的建議，（雖然他容許這樣的可能性，少數民族可以採用自己的葬禮）。“官方儒教”影響政策的另外一個方法是公務員在父母去世時應該能獲得一段時間的帶薪服喪休假，類似於韓國公務員獲得的一個月的服喪假期。我們甚至可以說儒學觀點已經在影響國家政策了，比如，如果成年孩子去世，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等不同地方居住的上年紀的父母可以獲得一份財產，不管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差異如何。讓儒學成為國教可能讓這樣的政策成為公共辯論的題目，或許能引起一些改善。如果“官方儒學”的建議在某些方式上得到實施，比如寬容和尊重其他宗教，或許值得認真考慮。在中國皇權時代的“官方儒學”歷史確實提供了讓人們擔心國家濫用儒學的理由，但是也提供了一些讓人興奮的時刻。正如餘英時指出的，在十六世紀末期，利馬竇（Matteo Ricchi）吃驚地發現中國宗教氛圍是非常開放和寬容的，儒家、佛教、道教都被看作抓住了同一個道（道路）。  　　中國之外  　　早期儒家思想家認為他們的理想具有普遍有效性，是旨在適用於整個人類的思想，理想的社會是由認同（或者生活在）這些理想中的人所組成的。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按不同的價值觀生活的差異性世界長期以來被認為不是最好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儒學是作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哲學提出來的，類似於自由主義和基督教。說自由主義是普世價值而儒學是特殊價值是不準確的：它們都是普世價值。  　　但是哪種儒學解釋在當今中國最有意義取決於特殊的因素。它依賴於中國人現在實際上想的是什麼。任何解釋都必須與基本理想保持一致，雖然它也應該被用來改善這些理想。比如，左派儒學對中國人有吸引力是因為它是建立在人們普遍贊同的價值觀如關注弱勢群體的基礎上的。同時也要看中國知識分子認為什麼是最緊迫的任務：比如蔣慶認為國家需要一個不同的哲學基礎。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再能抓住人們的注意力，而儒學很可能做到這點。因此，他試圖提出一種對儒學的解釋，以滿足提供能長期穩定的政治機構的思想基礎的政治需要，因為這樣的機構如果不是主要的，至少部分建立在中國的政治傳統基礎上。儒學解釋也要看某些說法是否能够得到經驗證據支持：比如，對照顧年長父母是培養人們把同情心延伸到他人身上的意識的非常重要的機制的說法進行檢驗是非常重要的。  　　在什麼條件下，儒學可能被世界其他地方認為是有吸引力的呢？一個條件是當社會遭遇了漫長的信心危機時。一個讓人傷心的真理或許是當自己的方式存在問題的時候，人們才更容易向他人學習。中國知識分子就是在傳統社會和政治生活崩潰後才開始向西方學習的。西方或許需要在類似的信心危機後，才能讓多數西方知識分子轉向儒學尋求希望和靈感。與此同時，西方如果不是尊重，至少要寬容具有道德合理性的差異性是非常重要的。幫助儒學走向世界的另外一個條件是人們普遍認為儒家價值影響了中國的政治實踐和制度，也就是說理論具有了生命力。一旦中國的國家行為符合儒家道德觀念，那就能產生自己的軟實力並把它推廣到世界其他地方。如果只是口頭說說，沒有人願意聽的。  　　作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清華大學（北京）政治理論教授。本文選自他的新書《中國新儒家：變化的社會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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