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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復甦的條件及政策建議

http://www.CRNTT.com   2009-07-01 10:41:23

(二) 發展階段 　　中國處在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發展時期，因此，與工業化相關的產業結構升級，以及與城市化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汽車業以及現代服務業等所帶動的大量需求，正是中國擴大內需的潛力所在，而這些，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不具備的。即便在金磚四國之中，中國也表現出獨特的優勢。 　　從城市化的角度，中國與印度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正處在加速階段；張平計算出中國的城市發展曲線，認為中國城市化依然具有持久的帶動性。而俄羅斯與巴西的城市化水平已經很高，發展餘地不大。但就工業化水平而言，中國卻處在最高，優勢不明顯。但中國產業結構升級仍然蘊含著巨大的需求。事實上，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既是供給面的調整，同時也能創造大量新的需求。 　　　　　　　　　　　 (三) 經濟體的彈性 　　在討論應對危機衝擊與經濟復甦的時候，初始條件及發展階段作為中國的優勢往往會被提及，但經濟體的彈性要麼被忽略，要麼談得很不夠。所謂經濟體的彈性，是指一個經濟體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或衝擊的能力。經濟環境的變化會導致相對價格運動，反過來給市場以重要的信號；一個富有彈性的經濟體，就是能夠對這些信號作出反應並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恢復其潛在產出水平。"最快的速度"與"最低的成本"概括了復甦的理想狀態，是對如何實現經濟復甦的一種約束：首先，復甦速度要快，衰退時間越長，各種福利損失就越大；其次，復甦是有代價的。不少人認為，只要政府不斷加大投入，總能實現較快增長。但如果這是以加劇經濟失衡、犧牲科學發展為代價，就需要權衡得失了。只要考慮到復甦的速度與成本，就一定離不開經濟體的彈性。 　　如果說政府的能動性在危機中能夠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那麼，這一作用的體現，特別是政府投資的杠杆效應以及保證政策效應的可持續性，都要依賴經濟體的彈性。並且，由於未來的國際國內形勢仍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經濟體的彈性將決定一個經濟體能否對這些新的變化做出正確的、積極的反應。相對於前面提到的初始條件與發展階段，經濟體的彈性更體現出一個經濟體的制度性特點。 　　經濟體的彈性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宏觀經濟政策的靈活性，商品勞務的順暢流通，行業准入限制的取消，以及自由價格機制。 　　從宏觀政策層面看，自2007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政策調整頻度很高，這體現出政策的靈活性。不過，如何對形勢有一個正確的判斷並作出及時準確的政策反應，還要取決於宏觀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這是在未來提高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中需要格外關注的。 　　商品勞務的流通方面，中國離形成完全統一的國內商品勞務市場還有距離。在商品流通方面，還存在地方保護，在勞務流通方面，也還存在戶籍限制及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這和成熟市場經濟體有較大差距。 　　行業准入方面，儘管隨著改革的推進，很多領域都逐步允許民營經濟進入，但國有壟斷在一些行業（如金融、電信等）還是體現得很明顯。因此，如何打破壟斷，讓社會資本進入更多的領域並成為拉動經濟的重要力量，是十分緊迫的任務。 　　價格機制方面，總體來講，九成以上（甚至更多）的價格都是由市場來決定。但一些資源性產品價格以及生產要素價格仍然還是政府控制，利率市場化及匯率彈性也都還不夠。 　　經濟低迷時期，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尤為重要。比如，在經濟增長下滑時期，正規就業往往會出現負增長，但是非正規就業和靈活就業此時會加速增長，從而彌補正規就業的損失，支撐總就業正常增長（蔡昉，2009）。中國海關總署統計的數據顯示，2009年3月份，中國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同比和環比均有不同程度增長，表現良好。儘管這和出口退稅等一系列刺激措施有關，但也反映出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和適應能力，這又和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密切相關。從這個角度看，傳統基金會的"勞動自由"指數沒有完全涵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所有重要特征。 　　在反思本輪危機的過程中，人們認識到不能過度迷信自由市場的有效性，但這並不意味著要否定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從大蕭條的教訓來看，對於政府干預在某些方面的過度運用，恰恰是導致衰退延長的重要因素。比如，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提高關稅、限制勞動力流動（美國的限制移民）、限制國內競爭，阻止工資率下降等等。這些措施，恰恰忽視了經濟體自身彈性的重要性。有研究表明(Cole and Ohanian，2004)，"新政"（包括胡佛新政與羅斯福新政）中的勞動與產業政策應該對部門性高工資、扭曲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壓抑的就業、消費與投資負責。這些政策大約能夠解釋美國經濟復甦乏力（或衰退延長）的60%。相對於穩態水平，這些新政政策導致產出、消費與投資下降約13個百分點。而且，正是這些政策的取消帶來了1940年代經濟的強勁復甦。 　　綜上所述，在決定經濟復甦的條件中，中國的初始條件以及發展階段，具有較大的優勢，而經濟體的彈性卻相對薄弱，需要通過改革逐步增強的。從而，中國希望率先走出危機，除了政府的刺激措施，以及潛在巨大的國內需求，還需要有私人投資的迅速跟進及市場機制的協調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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