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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城管民衆衝突中誰在說謊

http://www.CRNTT.com   2010-03-30 11:37:09

再者，事發時當地媒體記者現場采訪被打，官方稱是記者“不聽勸阻，強行穿越警戒綫，現場執法人員依法進行強行處置”。但記者表示並未進入警戒綫內，希望警方公開錄像，盡快查明真相。與該記者遭遇相仿的，是一名17歲女孩，其經過事發地正要問明情況，即有人衝過去向她揮舞大棍。 　　從楊勝秀“渾身多處軟組織挫傷”、記者“手上多處腫脹，肩部、背部淤青，全身多處軟組織受傷”可以想見，當時場面何等激烈。到底，當地官方與當事人、目擊者誰在說謊？ 　　一起並不鮮見的城管與攤販間的“貓鼠游戲”，竟然上升為“群體事件”；一個上升到公共層面、關涉40名圍觀群衆的事件，在事發當天下午即有了調查結論和定性，而且責任全部在攤販和圍觀群衆身上，其中有太多的懸疑待解。所以，需要當地官方綜合錄像、當事人和目擊者證詞、圍觀者拍攝的錄像、圖片等等素材，給出經得起質疑與評判的公正結論。而不是，為了烏紗，急急地撇清責任，這不是負責的政府當有的作為。 　　（本報特約評論員王艶明） 新聞鏈接：　為什麼民意對城管敵意化 2010年03月29日02:26東方早報 東方早報特約評論員 吳祚來  　　3月26日下午4時許，北京昌平區回龍觀龍華園小區門口，一名賣書小販與城管隊員發生衝突後遭後者圍打，引發上百市民圍觀並指責城管打人。當晚，20多名目擊者自發前往派出所探望商販，並錄下口供，配合警方調查。同一天晚間，昆明北倉村大量群眾和城管隊員發生衝突，最終警方與城管多輛汽車被燒毀，並有數十名群眾被拘捕。據稱，事件源自城管暴力對待一位年紀較大的攤販，引發群眾強烈不滿，終致衝突升級。 　　這些偶發的城管與流動小商人之間的衝突，已是城市社會衝突的主要導火線，一旦形成圍觀，就會引發市民內心的各種不滿情緒，進而升級成暴力騷亂。而當暴力騷亂形成，局面就一發不可收拾，政府只能動用警力。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麼民意總是站在小商販一邊，為什麼並無切身利害關係的圍觀群眾會捲入衝突之中？  　　民意對城管正在敵意化。這種敵意，是基於每一個人對生活中發生的各種現象的直覺與判斷長期形成的。日常生活中，每當民眾與城管等地方政府部門之間發生衝突之時，各種權力間就形成共同體，形成權力鏈，令民間社會長期處在消極被動狀態，一般民眾對此既無奈，又不滿。這種不滿情緒如同在每一個心中裝上了火藥，遇到機會，這種情緒就會被引爆，從而釀成事端。 　　當城管與商販之間發生衝突時，商販是弱者，而城管代表政府權力。當警察出現，將城管保護起來“依法處理” 之時，圍觀者想到的不是這些城管被法律懲治，而是有關方面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終惡意執法者得不到處罰，受傷害的總會是平民百姓。所以，現場的圍觀者本能的做法是制止警察將暴力執法的當事人帶走。這樣的情緒如果發展下去，就是以暴易暴的惡的循環。 　　民意自有其本能的是非與立場判斷。遇有突發事件，人們都會自覺地產生某種立場，做出何種判斷與人們平日的所見所聞相關聯，與自己的情緒積累相關聯。所以，圍觀民眾的即時反應有著某種合理性與正義性。當這種即時正義通過暴力方式來表現的時候，權力部門面臨兩難的境地：強力打壓民意，會進一步失去民心；不及時制止暴力事態，則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事端。  　　如今，農村向城鎮轉型，農民向城市轉移，是一種必然。但大城市與農村是斷裂的，無論是獲得戶口還是安居，小商販們都難以融進城市，他們租不起合法的攤位，只能在城鄉邊緣地帶或馬路邊上占用一席之地，獲得一線商機。當這一線商機被無情的城管喝止時，衝突因此成為必然。  　　因為迷信行政力量與警察力量，各城市與地方政府被迫大規模提高維穩成本。中國各級政府的行政成本本來就居高不下，現在再加上不斷提升的維穩成本，地方財政不僅不堪重負，還會因經濟力量沒有用於百姓的生活保障，而使民意更為不滿。這些不滿又遲早會對地方政府形成某種不利影響或助長不穩定因素。  　　地方政府應放手讓民間疏導、溫暖民間，維護民間正當權益。政府行政人員應該走進民間社會，不能靠一介城管，用冰冷的力量來阻隔市民與城市管理者之間應有的親情關係，加劇城市陌生化。我們要知道，近三十年間，中國數以億計的人進入城市，城市陌生化傾向非常嚴重，正是這種陌生化，使鄉村時代的熟人社會道德與溫情失去土壤，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感與責任感大為減弱。城管對待進城農民缺乏人性化處理方式，圍觀群眾對城管處置不當也回之以不理性的暴力，而行政官員的懶政庸政使許多民生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這一切都是導致城市管理趨向暴力化的潛存因素。 　　現在的城市行政機關將城管當成自己的鋼鐵軀殼，用極其簡單的統一行動對待游商小販；由於自身素質有限與工作壓力大，城管處置小販稍有不慎，就造成衝突；衝突形成圍觀，圍觀造成事態擴大化；接著就是警力出動，平息事態。這期間，一些市民因一時衝動而捲入暴力衝突，被拘或被傷害。如此造成的，都是社會不應有的損失。城市管理者應該清醒地意識到，僅僅靠城管來驅逐不滿的群眾，動用警力來打壓、維穩，不是長遠之策。  　　要緩解民間社會對政府的敵對化傾向，政府需要矮下身段來，用平等的目光對待市民百姓，要允許民間社會有自己的和平的維權方式與話語空間；對話的渠道要暢通，和解、妥協的方式更應該倡導。如果城市管理者經常與外來務工人員、小攤販有各種交流與對談，並設身處地替他們著想，相信無序的攤販就會有序經營，並可成為城市邊緣生活的一道風景。 （作者系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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