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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首爾峰會與國際戰略大勢

http://www.CRNTT.com   2010-11-22 10:32:06

匯率問題成為本屆G20首爾峰會第一議程 　　中評社北京11月22日訊／“就現實來說，由於現有國際政治秩序尚不是能提供公正和有效全球治理的結構，而不同國家出於自私的考量，頻繁利用排他和利己的單邊經濟政策作為國家意志工具，因此，G20不僅是分擔共同責任和集體行動的機構，同時它也是各國以鄰為壑、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場合，這一現實的兩難狀況導致它在實際運行中尚未取得全球期盼的成效，有時甚至成為擴大各國分歧的原因…了解到G20的長遠前景和現實困境，我們就不難理解本屆首爾峰會為何會將匯率問題設定為第一議程的根由及其隱藏的針對中國的意涵”。南方網近日登出《軍事世界POINT》執行主編趙楚的評論文章“G20首爾峰會與國際戰略大勢”，文章內容如下： 　　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和以信息化為核心的高新科級浪潮，人類面臨的安全態勢與全球經濟大勢及各國經濟政策空前頻密地連接起來，脫離對經濟大趨勢與大格局的觀察，幾乎很難對國際重大問題得出有戰略價值的評判意見。G20的創設實際包涵著全球經濟安全一體化的預設，經濟作為全局性的安全事務，包括金融在內的各種經濟安全的意義早已超出一般促進繁榮和確保經濟權益的範疇，而成為直接威脅與影響全球及國家安全的因素。 　　雖然傳統的國家戰略研究會概括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等領域，但由於歷史的傳承及方法論偏好的緣故，一般戰略論者卻總是容易更注重軍事發展與政策的影響，而忽略了經濟事務在國際戰略發展中日益核心化的地位，尤其在當代，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和以信息化為核心的高新科級浪潮，人類面臨的安全態勢與全球經濟大勢及各國經濟政策空前頻密地連接起來，脫離對經濟大趨勢與大格局的觀察，幾乎很難對國際重大問題得出有戰略價值的評判意見。  　　正如有學者指出，“9.11”事件和金融危機共同標誌著國際社會真正步入前途晦暝的後冷戰時代，但仔細注意這兩件事引發的政策互動，人們不難發現，它們卻分別代表著南轅北轍的國際戰略思維：前者因布什政府發動的兩場戰爭而凸顯了美國優先考慮軍事手段的單邊主義戰略思維，而後者則由於大國意識到集體行動的重要性而開啟了共同應對危機的新路徑，其標誌性成果即為創始於2008年的G20峰會。從現實形勢發展來看，所謂“全球反恐戰爭”除了帶來巨大的破壞性國際政治衝擊，基本已成為美國乃至國際社會代價高昂的政策負資產，而以G20峰會等多邊框架為標誌的國際互動，則日益成為舉世矚目和冀望甚殷的新全球戰略工具。這一經驗事實的背景構成了觀察和思考國際戰略時代性新維度。  　　G20峰會出現的主要歷史情境在於：首先，二戰後以聯合國為主要全球事務對話及協商平台的國際多邊機制既缺乏應對重大危機的效能和潛力，也缺乏管控和處理危機的合法性；其次，以安理會為主要平台的大國協調機制雖具有堅實的合法性基礎及配套手段，但其焦點卻主要聚焦於傳統的軍事安全，而非經濟領域；其三，各種區域化的經濟多邊機制均不具備處理全球課題的資源和能力，而舊有的經濟大國對話體制，如G8或IMF等，基本只能代表1980年之前的世界經濟格局，而不能反映最新的國際經濟權力現實。正是在這一轉折性的歷史情境之中，1999年，有關國家基於共同應對危機和協調創造可分享的持久繁榮的目標，開啟了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機制，而在2008年，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這一機制自然升級為G20峰會。  　　回顧歷史，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性因素早已決定性地滲透進傳統安全的領域：一戰後期的戰場僵局使戰場上的軍事對抗轉移到無所不在的各國國內經濟戰線，而二戰的直接起因和動力，按照英國戰略家富勒的看法，更是英美金融帝國主義和德日新產業貨殖帝國主義的體系性鬥爭，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的搏殺還是基於形同冰炭的兩種經濟制度、生活方式的決戰。放開視野，我們會看到，無論90年代由於對衝基金的運作而在部分國家爆發的金融海嘯，還是近年源於華爾街的全球金融風暴，越來越清晰的是，經濟事務再不是一項獨立於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業務，恰恰相反，隨著全球和區域經濟的一體化發展，經濟安全正在成為威脅各國人民日常生活的最重要事務，從而一方面在傳統國家戰略思維中增添了新的優先事宜，另一方面，也使國家戰略的決策與人民的個人體驗前所未有地緊密關聯起來，最關鍵的是，經濟事務在全球政治和個人生活中優先地位的空前抬高，除了令人類關於戰略和安全的思考增加新的視野，也開辟了國際博弈殺傷力空前的鬥爭前景——相比過去一國軍事力量的毀滅，可能一國經濟的毀滅更具有災難性的後果，而反過來，即使擁有優勢的軍事力量，一國如果忽略經濟政策的合理與明智，其龐大的軍事力量也將不能保證其基本的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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