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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家村”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我的文章寫完後,送交北戴河由鄧拓修改定稿。過幾天,稿子返了回來。文章題為:《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的道德是革命呢,還是繼承?——就“道德繼承論”與吳南星同志商榷》。署名是金世偉(北京市委的諧音),前面還加了編者按。編者按說:金世偉同志的這篇文章,針對吳南星同志的“道德繼承論”,提出了原則性的嚴肅批評,我們認為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爭論。吳南星同志的《說道德》和《再說道德》兩篇文章,發表於本刊“三家村札記”欄內。“三家村札記”是雜文專欄,由幾位作者輪流撰寫,均署名吳南星。現在看來,我們當時採取這種做法本身就不妥當,因為實際上文章既非集體創作,而作者意見又非完全一致。吳南星同志的《說道德》和《再說道德》兩篇文章是經過本刊編輯部看了的。我們當時對於剝削階級的道德,沒有從“革命呢還是繼承呢”這個根本問題上加以考慮,對於吳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節的修改,就同意發表了。這是原則性的錯誤;同時,在原則性問題上做了無原則的遷就,也是錯誤的。……

  金世偉的文章送回來後,我得到的指示是:“等那邊的話再發”。直到1966年4月,北京市委在組織對鄧拓的批判時,劉仁在發言中提及到金世偉這篇文章,並說了這句話:對吳晗,中央認為不公開批判。

  現在看來,對吳晗的批判從1964年8月就已經開始了,而且是最高領導人的授意。否則,北京市委不會採取如此陣勢,以“金世偉”之名,加了編者按作自我批評和檢查,北京市委當時頂著很大的壓力。金世偉的文章被扣下不發,並不是北京市委的主張,而是中央考慮所做出的決定。究其因,也許是最高領導層覺得公開批判的時機未到,也許是中央內部的意見分歧。

  1965年初,江青以搞戲劇改革為名,到北京進行調查研究。市委指定宣傳部長李琪陪同。據李琪的夫人李莉回憶,江青很難侍候,很霸道,不講道理。她以特殊的身份淩駕於各級黨委之上,企圖砍殺北方昆劇院和地方劇種,不許老演員登台演出。當時北京市委覺得這樣的安排不妥當,對江青進行了抵制。李琪對江青很有意見,給彭真寫了封信。說江青飛揚跋扈、盛氣淩人、唯我獨尊,簡直比武則天還難侍候。後來,別人告訴李琪:江青來北京就是專門來摸北京市委這個“老虎屁股”的。不久,“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義”、“眼中無我”、“破壞戲劇革命”等大帽子紛紛而下,矛盾和鬥爭進一步激化。

  江青北京之行的同時,她在上海方面則秘密開始組織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台,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鬥爭,進入了新的階段。

最後的抗爭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大家都沒有思想準備。《文匯報》如此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民主同盟的負責人和著名學者,確實非同尋常。

  上海的做法,違反了1965年“文化革命5人小組”關於學術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點名要經過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報刊為准的規定。彭真指示《前線》、《北京日報》不要轉載。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吳晗立即給市委送來了他1959年寫的《論〈海瑞〉》的底稿,並附信說明他寫關於海瑞的文章是胡喬木轉達授意寫的,並根據喬木的意見在《論海瑞》一文中增添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內容。

  11月13日,鄧拓召集範瑾、李琪研究吳晗《海瑞罷官》的問題。讓我也參加了。鄧拓在會上說:“不知吳晗反應如何?”當即他給吳晗掛了電話:“你看了文章,怎麼樣?”吳晗說:要是學術問題,我可以跟他辯論;他扣政治帽子,這是陷害。我1959年寫的文章,怎麼知道1961年有單幹風?鄧拓也覺得吳晗講的有道理。在這次會上,鄧拓還說了一句這樣的話:聽說《海瑞罷官》同彭德懷問題有聯繫,不知是真是假,咱們也不摸底。

  最後,會議決定《前線》和《北京日報》開展學術批判,給《北京日報》抽調一批人組成學術批判小組。《前線》分工主要批判吳晗的“道德繼承論”,指定我為《前線》學術批判小組的負責人。

  到了11月底,隨著形勢的發展,拒載姚文已不可能。11月28日,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鄧拓、周揚商討北京各報刊轉載姚文的問題,決定在11月29日見報;為避免震動太大,只《北京日報》一家轉載;轉載時,加了彭真審定的編者按語:“幾年來,學術界、文藝界對《海瑞罷官》這出戲和吳晗同志寫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見。我們認為,有不同意見就該展開討論。”11月30日,《人民日報》也刊載姚文,根據周恩來、彭真的意見,加上了按語,希望通過辯論,能夠進一步開展各種意見之間的互相爭論和互相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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