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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剛門果真“和解”了

http://www.CRNTT.com   2010-12-27 09:31:26

多方面的意圖攪在一起，使人很難判斷哪些行為是基於肇事方的私人意圖，哪些行為是基於權力維護自身形象的努力。然而，陰影重重的事件處理，除了達成肇事方可能得到較輕處理的目的，不過是使治理的形象、法律的形象蒙上更重的塵垢。 　　車禍案件本身並不複雜，但車禍案件變成“李剛門”就複雜了。如果說，由車禍牽出“我爸是李剛”，一定程度上“李剛門”還只是顯示人們對權力揳入案件處理的擔憂。那麼，和解過程則坐實了人們的憂慮，那就是權力果不其然地發揮了作用。由此，車禍案件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案件，它的處理成為權力作用的一個驗證。而且所謂和解也不再是一次車禍的和解，而是一個新的事件，按照“門”造詞法，這個事件應稱為“李剛和解門”。 　　“李剛和解門”，既是“李剛門”的一個片段，也是“李剛門”由猜測變成確證的一個污跡。“李剛和解門”既是李剛或者比李剛更強的肇事方私人背景的顯示，也是各種權力不知出於私誼、同門之誼、階層之誼還是出於公共利益誤判而幹預事件進程的表現。 　　在和解中，車禍受害者一方再次受害，這次受害是公開、正當地表達和主張的權利被權力直接侵損。遭遇車禍屬於不幸，遭遇權力侵損屬於更大的不幸。車禍受害只是意外，而二次受害則是有意的；車禍受害無所謂屈辱，那是身體被人為的禍難而摧毀，而二次受害乃是社會地位而導致，並且傷害人格與心靈。 　　“李剛和解門”，是車禍肇事者家屬與所有相關權力，共同迫使車禍受害方家屬接受一些條件，這些條件既有“雙方不再聯系”，以防受害方糾纏，同時要求受害方“不接觸媒體”，從而避免了媒體的追問。車禍肇事方與公權力能夠迅速走到一起，形成利益共同體，防備受害方和媒體。這就是當代生活的一幅畫像。 　　河北大學校園不僅是發生了一次車禍，更是拉開了“李剛門”的一條引綫。車禍案件，自有車禍案件的處理；而“李剛門”的加入，會使車禍案件不再被作為普通的車禍案件去處理。“李剛門”通過“李剛和解門”而昭然呈現，而且更深刻地揭示了權力的協同作用。 　　車禍事件使一個家庭破碎，又由於“和解”而使這個家庭意見分離、感情分裂。這個車禍事件同時使社會產生挫敗感，顯示權力與社會加速度地反向而行。“李剛門”的後面，站立的不只是一個“李剛”，更是一個與加害者同在的團隊。這就是“李剛門”透露的信息。 單士兵：“李剛門”賠償協議別捆綁正義 2010年12月27日07:40東方網　單士兵 媒體人 　　發生在河北大學校園內的“李剛門”事件已經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原來，在11月初，李啓銘家人和陳曉鳳父母已達成民事賠償協議，現在陳曉鳳父母已經拿到了協議中約定的46萬元賠償。據協議，家屬不得再和李剛家有聯系，不得和媒體接觸。律師稱賠償可能將影響對肇事者的量刑。（《齊魯晚報》12月26日） 　　河北大學飆車案達成賠償協議，從某種意義說，是一種妥協的結果。畢竟，賠再多錢，也換不回命。事實上，陳曉鳳的父親陳廣乾對著記者一邊感嘆“對不住女兒”，一邊痛苦叩問，“你說我能不恨這個孩子(李啓銘)嗎？我等著法律判決。”從中不難看，這種妥協並不標注著原諒，更多的是一種深沉的無奈。 　　“人沒了，發展還有什麼意義？”套用《人民日報》今年這個很給力的標題，也許有人會去質疑這種達成賠償的妥協行為。但是，我絕不認為這意味著受害家庭的趨利化，應該受到所謂的人性與道德譴責。恰恰相反，我甚至為陳廣乾順利拿到這46萬元賠償而略感安慰。人沒了，能讓活著的人活得好一點，也是有意義的事。 　　請原諒我作為旁觀者的這種過度理性。46萬元不是小數目，絕不是所有類似受害家庭都能如此迅速拿到這樣的賠償的。如果不是引發民意狂轟，或許受害家庭連這樣結果都得不到。畢竟，太多經驗提醒人們，應不憚以最大惡意來揣測一些可能失範的權力。 　　民事賠償的妥協，只是第一步。接下來的問題是，這樣的妥協，到底會不會像律師說的那樣——對李啓銘將要被追究的刑事責任會有“很大影響”。這里必須強調的是，誰也不應該去簡單判定這種妥協產生的“影響”都是非正義的。誠如律師所言，“積極進行合理民事賠償，會減輕刑事責任中的量刑”。如何不讓這樣的和解帶來危害法律公正性的效果，才是問題的關鍵。 　　遺憾的是，現在這種賠償協議捆綁著很多“條件”。比如，家屬不得再和李剛家有聯系，不得和媒體接觸。這實際意味著，“李剛門”接下來會進入更加沉寂的狀態。很顯然，這種不讓與媒體說話的行為，很容易產生一種權利捆綁。畢竟，公民有表達自由的權利，公民表達利益訴求，公民抗議權利侵犯，很多時候都需要公共輿論的幫助。在不得和媒體接觸前提下建立的賠償協議，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霸王條款”。 　　讓民意的歸民意，讓法律的歸法律，讓道德的歸道德，在通往法治社會的進程中，這該成為一種常識。過度擔心公共輿論介入影響法律公平，本身就是不自信的表現，法律也應該在公開透明的情境下運行。從這個意義看，現在“李剛門”達成民事賠償協議，不應該捆綁公民的自由表達，那樣反而可能會影響法律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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