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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興經濟”身份爭論的喜與憂

http://www.CRNTT.com   2011-02-09 08:31:57

中國被要求承擔“過度責任” 　　文章稱，另一方面，中國又承擔了與權益不相匹配的“過度責任”，從順差責任到匯率責任，再到碳排放責任，西方開始頻頻拋出了“中國責任論”。隨著近20年來經濟全球化的逐步展開，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國家生產、高收入國家消費”的格局也自然造就了發展中國家要為全球低端製造環節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埋單。發達國家憑借技術、標準和軟件的壟斷，占據價值鏈的制高點，而將高排放量的產業或是產業的低端製造環節轉移到中國，使得中國成為了世界碳轉移的最大陣地。有關數據說明，中國每年僅這種產業轉移造成的碳轉移高達12億噸，占中國目前碳排放總量的近20%。中國承擔了全球減排的大部分責任，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利益補償，反而被發達國家製造的種種“中國環境威脅論”、“中國責任論”所包圍。 　　關於未來全球危機的出路，更不能用美式霸權主義，控制了匯率的決定權和國際流動性的供給權的同時，又將矛頭指向國際貿易收支失衡，用逼迫人民幣升值、碳關稅、貿易壁壘來“糾正全球經濟失衡”，讓中國為個別國家經濟結構的畸形、監管治理的缺失等自身種下的禍根埋單。 　　中國還將經歷成長考驗 　　文章指出，在這場全球秩序的重構中，變化中的中國，如何看待、定位自己的國際形象？如何選擇對世界的責任方式？必須有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更清醒的認識。從整個全球現代化進程來看,中國仍處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這是全球現代化進程歷史比較的結論，一時經濟總量的變化，改變不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現狀。中國的大國責任與角色定位，應該建立在這一客觀事實基礎之上，中國經濟社會中仍有諸多失衡的因素，人均收入較低、資源匱乏、農業和貧困人口比重大、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結構性問題突出、社會發展仍處於現代化中期、公共福利事業有待發展和完善、國際核心競爭力不強等等，都決定了中國還將經歷巨大的成長考驗。 　　從全球結構調整的角度看，儘管我們已經在調結構方面開始起步，要著力擴大內需市場，壓縮過剩生產能力和爭取新興產業市場空間，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很可能要經歷外需停滯不前而內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轉型陣痛。 　　在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儘管中國在國際金融組織的投票權有所提高，但是重建國際金融格局和國際金融體系的進程依然極其艱難，而美國一系列政策調整又以危機成本轉嫁的方式加劇了全球經濟的失衡。 　　應該講，中國的“富裕”只是與歷史縱向相比的結果，中國的強大仍然局限於局部。實力漸強的中國需要更多地履行一個大國的國際義務，但是，履行義務不能超出中國的合理承受範圍，更不能以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為前提。面對層出不窮的全球性挑戰，中國應堅持“責任與利益對等”的原則，未來中國如何在新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取得發展權與主導權之間的平衡將是更為嚴峻的挑戰。 　　成長中的中國，規模和總量越大面臨的內外矛盾越多，治理起來更複雜，但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即將進入一個國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轉型期和陣痛期，中國的經濟增長要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變，這比規模超越更具有裡程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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