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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家族：一言難盡的悲愴

http://www.CRNTT.com   2011-11-03 13:38:50

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和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並承認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羅漢攜董必武來見陳獨秀，董必武勸他“以國家民族為重，拋棄固執和偏見，寫一書面檢討，回黨工作”，遭陳獨秀拒絕。 　　重獲自由後，陳獨秀有過最後一次開創政治局面的努力。他與王文元、羅漢等人想組織一個“不擁國，不阿共的聯合戰線”，並聯合了中間勢力——章伯鈞等第三黨、救國會以及何基灃等抗日軍人，“以爭取民主和自由為共同目標”，同時也與中國共產黨爭奪“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 　　王文元、濮清泉對他的計劃不理解也不支持，他們拒絕出席“聯合會議”。而他計劃中的“軍運”活動，也隨著何基灃突然被調職而夭折。1938年底“托匪漢奸”案的發生，則讓“第三黨”和“救國會”負責人在政治壓力之下，切斷了與陳獨秀的聯繫。 　　12月4日，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報《解放》第24期發表王明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鬥爭的新形勢》，稱陳獨秀為“匪徒”。隨後，康生在《解放》雜誌上撰文，明確指控陳為日寇勾結的“漢奸”，說“九一八”事變後，經親日派頭目唐有壬介紹，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與陳獨秀、羅漢代表的“托匪組織”，“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貼”。 　　半個月前，《解放》第22期還登載了《陳獨秀先生向何處去》一文，稱他為“老戰士”，希望他“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里來”。 　　周佛海、傅汝霖、王星拱等人隨即在《大公報》、《武漢日報》上發函，為陳獨秀鳴不平。民主人士沈鈞儒也在漢口《大公報》發表文章，不贊成給陳獨秀扣漢奸的帽子。 　　《新華日報》隨後發表短評，稱這個問題“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組織行為為斷”。 　　沸沸揚揚的“托匪漢奸案”到1938年9月嘎然而止——共產國際傳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王明等人不要再爭吵了。”很快，王明離開黨中央領導崗位。 　　周恩來深感這次風波有損於中共聲譽，也不利於團結民主人士共同抗日，多次派人到陳獨秀寓所，安撫他的情緒，要求他“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 　　在聶榮臻的司令部里，蕭克談起康生的文章，早期曾和陳獨秀工作過的聶榮臻沉默了一下，說：“陳獨秀是300塊大洋能買得到的嗎？” 　　結局 　　1938年，由於日軍近逼武漢，陳獨秀帶著複雜的心情，順長江進入四川，先在重慶，後又遷徙到江津縣。他退回書齋，致力於文字學研究和政治理論的探索和思考。 　　陳獨秀貧病交加，與潘蘭珍、嗣母謝氏相依為命，十分艱難。他只有為報紙撰稿的一點收入，生活大半靠北大同學會接濟，其他友人的捐贈，他大多謝絕。 　　台灣方面的資料披露：陳布雷聽聞“仲甫近況艱辛”，曾向蔣介石匯報，得蔣同意，為防陳獨秀不要，特以朱家驊私人名義，讓張國燾送到江津鶴山坪，3年共補貼14000元。 　　周恩來托朱蘊山說情，想請他到延安養老，不讓他再在外頭“胡說八道”。陳獨秀拒絕了，他對朱說：黨中央里沒有他可靠的人了，李大釗、陳延年都死了，他自己也落後了，“他們開會，我怎麼辦呢？” 　　張國燾叛逃到國民黨，曾到武漢拜訪陳獨秀，想拉陳獨秀這塊招牌再組織一個共產黨。陳獨秀對他說：“一個階級只能有一個黨，我們再搞，能搞得比毛澤東現在搞得更好麼？” 　　1939年，蔣介石再派胡宗南、戴笠到江津拜訪陳獨秀，談起一年前的“托匪漢奸”論戰，把周佛海等9人在《大公報》上為他鳴不平的公開信給他看。 　　陳獨秀拒絕公開“反共”，要求談話內容“切勿見報”。但“言世界大勢，不利於蘇……蘇聯好比爛冬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決無前途，此大勢所趨……”，“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 　　1942年初夏，陳獨秀聽人說蠶豆花能治高血壓，就叫潘蘭珍去地里摘一點。5月10日，陳獨秀喝了一杯黴菌感染的蠶豆花水，食物中毒，腹脹不已。 　　3天後，包惠僧來訪，潘蘭珍做了土豆燒肉。陳獨秀非常高興，加上好久沒有吃過肉，多吃了一點。分手之際，包惠僧發現，老先生目光和往日不同，顯得十分慈祥，他已預感到不祥。 　　當晚，陳獨秀嘔吐。此後一周病情加重。5月27日，陳獨秀在昏迷中離世。臨終，他交代弟子何之瑜如何處理書稿和書；托他給潘蘭珍找個工作，“莫拿我賣錢，遇到合適的人再嫁”。並囑托三子鬆年，把他和嗣母謝氏的棺木帶回安慶老家。 　　1947年，陳鬆年把陳獨秀的木棺遷回故鄉，與其原配高曉嵐合葬。 　　他的追隨者高語罕為他寫了挽聯，上聯曰：“喋喋毀譽難憑！大道其容，論定尚需十世後。” 　　(參考書目：沈寂著《陳獨秀傳論》、朱家驊著《陳獨秀傳》、唐寶林/陳鐵健著《陳獨秀和瞿秋白》、楊奎鬆著《國民黨的“反共”和“聯共”》、朱洪著《陳獨秀的最後歲月》、《中國共產黨歷史》、《胡適口述實錄》。感謝安慶市“陳獨秀研究網”和萬多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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