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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講述：文革中武鬥是怎樣被鼓動起來的

http://www.CRNTT.com   2012-02-19 10:12:51

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我還找過陳伯達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發一個通告，制止打死人等無法無天的行為。中央文革小組不同意，還是說，這樣會約束群眾的革命活動，影響發動群眾。 　　一直到11月18日，我們當時都搬到京西賓館辦公了，中央文革小組才同意市委發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說：“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反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這個通告的措辭是嚴厲的，但實際沒有管用。江青在以後又大講“文攻武衛”，她接見河南造反派還是安徽造反派時就宣傳“文攻武衛”。這樣，武鬥從“文攻武衛”的口號中找到了護身符，兩派都說自己是“左派”自衛，對方是挑起武鬥的罪魁禍首，武鬥問題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間，全國武鬥很厲害，不少地方具有相當規模，動用較大殺傷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嚴重的，但我估計，在武鬥中死亡的人數大概不下千人。 　　這是“破四舊”，先是發布通告發不出去，等通告發出去了，又來了一個“文攻武衛”。當時，水龍頭總趕不及點火的。 　　再說一說“大串聯”的情況，我一個片斷一個片斷地說。我調到北京來後，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資反路線”的錯誤，開始檢討。市委就不靈了，以後就癱瘓了，可是，我還要工作。毛主席接連八次檢閱紅衛兵，大概接見了1300萬到北京的紅衛兵。全國大串聯，坐火車不要錢，到處可以吃飯。當時都叫紅衛兵，手臂上套一塊紅布就行，這給組織接見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第一次是在天安門舉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車上繞天安門廣場一圈。但毛主席的車一出來，爭著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車包圍了，進不得，退不得。謝富治、汪東興都在毛主席的車上，他們都急了。我在後邊的另一輛車上，一看要出事，趕緊下車向前擠，但根本擠不過去，我被擠得前心貼後背，喘不過氣。 　　後來是組織了部隊手拉手把群眾分開，才把毛主席1966年，毛澤東被歡呼雀躍的受閱紅衛兵圍在中間硬接出來。我也擠不出去了，虧得一批中學生開出一條道，方走出重圍。 　　我出來後，看見毛主席和劉少奇都在上天安門的電梯口處坐著，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向他們說，應該檢討，我組織得不好。 　　接受這次教訓，以後的檢閱改為紅衛兵坐大卡車經天安門受毛主席檢閱。結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車。又改為像遊行似的，從天安門前走過，但秩序也很亂。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門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顧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熱淚盈眶。 　　每次都出現一些問題，特別是在西苑機場的檢閱，那次可能有一百多萬人，當時踩死了兩三個人，大家都沒命地往前擁，形成不由自主的強大人潮。 　　八次檢閱，每次都是周總理找我們親自布置，當時真是刻刻提著心，怕出事。 　　紅衛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來沒有離開的，人數最多的一天達到300萬。當時北京市區的居民也就是300多萬，不到400萬人，一時增加了這麼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難。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盡量調劑。其實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攤上，天涼了，南方來的人還得給他們發禦寒軍衣。北京市委紅衛兵接待站設在先農壇，負責人是國防科委的一位同志，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很好，還有一些軍隊“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開交，昏頭昏腦的。這些吃、住等問題是不好解決的，接待站的同志解決不了問題，紅衛兵就打罵他們，甚至抓他們去遊行，做“噴氣式”來批判。這些同志很苦，見到我時委屈得哭，提出不幹了。那時，我也被揪鬥，但還要勸這些同志，說工作是黨交給的任務，不能不幹，而且要幹好。 　　有一天，來的人特別多，前門那一帶都擠滿了，人山人海。實在沒辦法了，我去找周總理，說北京市各機關容納不了了，中央各機關我動員不了，如何是好？周總理說通知中央各機關和市委各機關開一個會。於是，馬上在工人體育館開了個萬人動員大會。大家都到了，我一說話滿場起哄，沒人聽。無法，我就打電話報告周總理。周總理來了，他要求各機關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領人，各機關能住多少就領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騰出一些地方住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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