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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中：李白還是“我們”的李白嗎？

http://www.CRNTT.com   2012-05-03 00:22:43

這些改變的方法，有的是透過政治人物的行為，有的是藉由教科書的書寫。我們先來談談從“台灣人的悲哀”到“新台灣人”的過程，以及背後的思緒因素。 　　用政治話語轉化認同：從“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到“新台灣人” 　　1994年李登輝接任“總統”大位已經六年，在主流與非主流一役中，成功地擊敗了非主流。李登輝權力已經可以定於一尊。這一年的4月，李登輝在接見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時發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事後，李登輝再補充他所說的“悲哀”，“什麼是台灣人的悲哀？台灣在外來政權統治下，根本沒有自己的政府，這和摩西為什麼要帶那些人出埃及是一樣的原因。我說，國民黨政權也是一個外來的政權。那是我第一次講外來政權…台灣人長久以來就是這樣讓人壓迫，不能自己管自己，這就是台灣人的悲哀”。（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三）：信仰與哲學》，台北：國史館，允晨出版，2008年，108-109頁）。 　　這個“悲哀”不是一種國弱或民窮的悲情，也不是中華民族史觀下受到遭受西方列強壓迫的恨鐵不成鋼式的傷痛，而是一種沒有辦法當家作主的悲哀，他要表達的是一種台灣長期被殖民的悲哀。 　　從近的來看，李登輝所說的悲哀的加害者與被控訴者是外來政權的國民黨，但是李登輝的晚年，把這個悲哀拉到台灣無法獨立的悲哀。這個悲哀的故事，他們決定從台灣四百年史開始講起。 　　1996年李登輝通過直選的考驗，他成為台灣四百年來第一個民選的“總統”，他的正當性如旭日中天。一個民主化的台灣給予李登輝巨大的能量，他選擇杜正勝來執行他的新史觀建構工程。 　　1992年杜正勝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隨即從一個獨身學術場域的研究者，轉向廣泛的歷史議題，及社會評論者。他的敢言特異風格，使他成為教育部的顧問，甚至成為1997年公佈的《認識台灣》課程〈社會篇〉的編輯主任委員。 　　生長、生活在台灣的人，當然應該充分的認識台灣，但是《認識台灣》教科書的歷史篇卻不是從中華民族的角度來認識歷史，而是提出了一個新的史觀。一個嘗試將台灣與中國大陸原同為“我者”，切割為“我者”與“他者”對立的史觀。 　　1997年8月《當代》雜誌開闢了〈歷史教育與歷史意識專輯〉，並刊登由杜正勝所撰寫的〈一個新史觀的誕生〉一文，該短文詳述同心圓理論的發起，他認為當前歷史教科書內容中，缺乏對親身土地的理解，於缺乏跨區域的歷史知識。因此，對於新教材的編定，應該循著台灣－中國－世界的順序寫作。 　　同心圓理論的脈絡邏輯是，從地理的立場與框架來寫歷史，把台灣放在東亞或世界的角度，而不是放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角度來書寫台灣歷史。 　　一般而言，歷史教科書作為一種官方書寫架構下的作品，其主要的政治目的，在於建構民族與國家認同，它是打造國家與民族認同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關鍵作為。從此，伴隨著同心圓理論，台灣青年開始接受一個新的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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