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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昉苨：錢穆對主流的不妥協不是偏執

http://www.CRNTT.com   2012-05-18 12:34:24

他講得動情，教學樓外的建築工地也正一片熱鬧，學院的教學樓只建造了一半，無人知曉它能否堅持下去。報考的學生，多是奔著這裡國際化的“全英文教學”與一紙港校文憑而來，學校最熱門的專業是商科，大家最大的目標，無非練好英文，順便從苛刻的教授那裡爭取好一些的成績，以後上外企找份光鮮的工作。 　　這時候，竟然有人來跟我們講，學位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是從錢穆那裡傳來的書院教學的理念？！一個大一新生從人群中冒出來，帶著老成的姿態對郭校長說：“您現實一點好不好？” 　　說到現實，我們這些十八九歲的學生，看起來可比年過六旬的校長更現實。入校第一年，能讓大家聯合起來嚷嚷的事，是讓學校引進英文四六級考試——因為有四六級證書，求職才保險。後來學校增設了黨支部，儘管只在五樓的一溜教師辦公室裡占了一間，計劃去體制內的同學便安心了，能體會港式大學教育，而又不耽誤入黨，國內國際兩周全，於是皆大歡喜。 　　我也不例外，上大學是為了一個好出路。我喜歡的是中國的文史，喜歡中文的寫作，但那又怎樣呢，準備出國，學好英文，這才是正經路途。夢想，又不能當飯吃。 　　很長一段時間，我猶豫於是否應該遵從自己的心意追求未來的道路：要不要出國？是不是從此走在英文的世界裡？ 　　一度我對此毫不抱希望，但讀著錢穆的書，我還是動了心。他想必也曾飽受質疑與挫折，也是在疑惑與動搖後找到自己最終想走的路。這個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接受了新式教育，在常州讀中學時，還曾與瞿秋白一起帶頭鬧學潮的鄉間少年，最後卻長成了傳統文化的維護者。在95歲高齡時，就因為有人質疑其享受特權，錢穆便搬出住了三十多年的素書樓，他也只說一句“人各有志，餘亦惟秉素志而已”。 　　這份固執，讓我想起在火車上婉拒楊絳的錢穆。合上書本，我只能深深嘆一口氣，相信自己絕沒有這麼徹底的孤高的心。 　　本科畢業時，儘管一位教國文的老教授建議我 “試著去寫點值得成為鉛字的文字”，我還是選擇了一條更實用更保險的道路，出了國，繼續讀國際新聞的專業。 　　可是，即便身處倫敦的課堂上，我也常常想起錢穆。這裡的師生會為著資本家掌握媒體對言論自由的損害而激辯，痛斥著“默多克與卡梅倫要好得共進晚餐”的傳媒現狀，那情狀，竟像極了老輩人筆下的“東林風韵”：一黨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曾以為錢穆對主流的不妥協是一種偏執，原來，英國的知識分子也一樣。 　　在英倫三島的雨霧中浸淫，看著這裡高校中知識分子對自由與真理不鬆懈的追求，我明白了上世紀50年代的錢穆，在飯都吃不飽的景況下，還穿著學士袍去上課的意義所在。 那是在花果飄零的絕境中，依然要守護知識尊嚴的努力，是到困窘之際，也依然心懷天下的屬於知識分子的傻氣。 　　他們不向現實投降，不向污濁妥協。因為即使整個世界都貧困無力，只要教育還在堅持著對人類靈魂的關懷，不放棄對激發學生更高貴品性的可能，社會總有希望。 　　要讀過這些書，走過這些路，見過這些人，我才終於相信，堅持自己的信念，並沒有那麼古怪；追求自己的夢想，也並不一定那麼不現實。相反，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不現實，生活才有這些美好。 　　終於有一天，處理完課業後，我打開文檔，決定學學錢穆的“傻氣”，開始寫一些自己內心真正想寫的話，把對現實的考慮都扔一邊去。“不論未來如何，我都想在符合自己信念的道路上走下去”，我對自己說，只要餓不死就好。 　　現在回頭看，就從那一刻起，我已經踏上了回國的道路。還好，夠不切實際的我，還沒餓死。 　 作者：黃昉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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