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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自由主義：一種思想和錯位的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2-05-30 13:41:22

胡適的“非典型性” 　　胡適的一生都包夾在論戰、攻擊與爭議之中。除了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幾乎和所處的每一個時代和階段都發生了全方位的摩擦。他不斷抗議也不斷妥協。事實上，胡適的脾氣很好，不然也就不會有“我的朋友胡適之”之說。他性格中幾乎找不到反叛的因素，而這種影響則來自他的母親。胡適的母親幾乎就是一個“非暴力不合作”的典範，總是用自己的隱忍和耐心化解大家族中所有的矛盾。 　　1928年10月，英國著名翻譯家韋利(Arthur Waley)在《北京導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讚揚胡適是當世六大天才之一。 　　他說：“首先，他絕頂聰明，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最聰明的六個人之一。同時，他天生異類，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歐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幾分鐘的交談，就會心服口服。說他的聰明絕不只是教育和後天的產物，而只能說是天生的禀賦。” 　　韋利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論，胡適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他壓根兒就不具代表性”。換句話說，胡適和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有很大的分野，尤其是在“思考模式”上。他既有別於魯迅、錢玄同等留日派，也不同於和他有相似經歷的蔣廷黻、丁文江、梅光迪等英美同學。當然，他與後者的共識更多。韋利也對此感到困惑，所以他認為胡適是個天賦異禀的奇葩。所以，不應該把胡適當做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來研究。 　　在這種觀察下，胡適與時代的緊張關係有了一個很好的解釋。因為他幾乎就是不屬於當下中國的人。但胡適又並非是一個孤獨的象牙塔，正是因為他的特質，他的稀缺性，才使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成為破壁者，並在不斷爭議中成為一個時代的前瞻者與風向標。而他的格格不入，又使他不斷陷入被夾擊的中心。 　　因為他的不同，他給中國社會與思想界帶來了新的空氣。胡適訂定了當時中國史學、哲學、文學研究的議題、方法和標準；作為白話文學的作者和批評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話文，而是從根本上規範了新文學的技巧、形式、體例與品位；作為一個政論性雜誌的發行人、主編、撰稿人，他塑造了輿論，設定了時代的話題；作為中國教育文化基金會最具影響力的董事，他通過撥款資助，讓某些特定的學科、機構和研究人員得以出類拔萃。 　　而更重要的是，他把“自由主義”從書本搬到了現實中，形成了一場持久的社會運動。他以懷疑精神，推動理性覺醒，形成獨立人格；以雜誌為輿論平台，倡導自由、容忍、多元的價值譜系；通過個人影響力反對獨裁，推進民主政治的形成。而他所有的努力，又都處於20世紀上半葉自由民主低潮、而專制主義時髦的時代。尤其是他的朋友們都開始為各種專制獨裁鼓吹時，他依舊恪守著自由主義的理想。 　　在胡適周邊，形成了一個個具備現代知識分子特征的新團體，包括努力社、新月社、獨立評論社以及在台灣的自由中國社。在每一個圈子中，他都是天然的核心。胡適借此又幫助中國剛剛形成的知識分子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傳統——自由主義傳統。 　　劉東在《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識分子》中對這種傳統進行了有趣的描述：“他總是號召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但又總是注意保持個人的獨立地位；總是珍重自己對政治的發言權，但又總是超乎政治之外地不願付出捲入其間的代價；總是強調個人的獨立判斷能力，但又總是願意以社會共同利益為准繩；總是批評社會的種種弊端，但又總是保持一種溫和節制的態度；總是和現存的政治組織離心離德，但又總是尊重和利用現行的法律秩序；總是要求社會制度的不斷改革更進，但又總是不贊成使用激進的手段；總是祈望人類歷史的不斷進化，但又總是渴望看到這種進步能夠取道於緩慢的調整；總是在內心深處對人的生存狀態懷有強烈的價值理想，但又總是傾向於在現實層面採取審慎的經驗主義方法……他在小心翼翼地、左右為難地維護著個人的自由。” 　　這種特質性，一方面來自他的美國留學經歷。去美國前，胡適還承擔著那個時期青年人普遍的救國壓力，以及強烈的民族情緒。而他的學問之路，甚至也是一種革命的需要。他在《四十自述》中回憶，17歲那年，中國公學里的同盟會曾經商量過，“大家都認為我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大概，當時的革命家們還不敢自信可以包治百病，所以還願意跟朋友訂下“我去革命，你來建設”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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