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

胡適與自由主義：反孔子的“托拉斯”

http://www.CRNTT.com   2012-05-31 12:01:27

“正義的火氣” 　　一般認為胡適在1917年1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頁，按照鄭振鐸的說法是“發難的信號”。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的“發難”態度。他不僅選擇了更加溫和的“改良”，而且還是謙虛的“芻議”。他在篇末特別提到，希望讀者能夠匡正糾錯。也就是說，胡適認為自己只是提出了一種見解，拋磚引玉，以討論的態度研究問題。 　　而北京的陳獨秀卻嫌胡適的態度過於溫良。在緊接著的二卷6號上，他親自寫了一篇《文學革命理論》，自稱“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陳獨秀把胡適的觀點、態度全面升級，不僅要高舉“‘文學革命軍’之大旗”，而且要在旗上大書特書他的“革命三大主義”。 　　胡適看到陳獨秀的文章後，感到不妥，便又回了一封長信。胡適說，雖然他在自己的詩文中，和朋友討論時常會用到“文學革命”，但寫成文章發表出來還是用了“改良”而非革命，是“芻議”，而非教條式的論斷。胡適認為，文學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兩個人能定的。他更希望國內知識分子能心平氣和地研究這個問題，討論成熟了，問題就解決了。他不敢以自己絕對正確，而應該允許他人“匡正”。 　　然而，陳獨秀卻不以為然。他回覆胡適，承認自由討論是學術發達的原則，但是就白話文學而言，這件事已經很清楚了。“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錢玄同的態度則更加激進，把白話文的反對者直接扣上了“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帽子。他的態度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小學一、二年級國文一律改為白話文體，並從1922年開始在小學全部試行白話文教學。使用了幾千年的文言文，只用了3年多的時間，就被白話文取代了。革命派大獲全勝。一則，時代使然，如生物進化自有規律。而另一方面，則與新文化運動推進者的激進態度密切相關。 　　對於陳獨秀的激進，胡適晚年也有過正面的評價。他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寫道：“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絕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 　　罵還是不罵？“絕對之是”，還是“匡以正之”？激進與保守，兩種態度，兩種取向，在新文化運動中形成了第一次交鋒。能罵出聲的是陳獨秀、錢玄同、魯迅，都有留日的背景；反對謾罵的是胡適、王懋祖、任鴻雋、張奚若等，他們都是留美的。留美留日的兩撥學生，知識背景不同，價值信念也有區別，他們雖開始在一起，但分道揚鑣幾乎是必然的。 　　留美的汪懋祖寫信給胡適批評《新青年》說：“如村嫗潑罵，似不已容人以討論者，其何以折服人心？”任鴻雋從美國回來寫信給胡適說：“謾罵是文人最壞的一種習慣，應當阻遏，不應當提倡。” 　　而錢玄同則寫信給胡適，批評他的態度過於“周旋”：“老兄(胡適)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卻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老兄可知道外面罵胡適之的人很多嗎？你無論如何敷衍他們，他們還是很罵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們的氣呢？我這是對於同志的真心話，不知道老兄以為怎樣？” 　　1924年，白話文運動的論敵林紓去世。胡適特地在《晨報》寫文章紀念。他說：“我們晚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的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為了還林琴南一個公平，他還抄了5首他的白話詩，還其一個本來面目。而錢玄同等仍舊不饒恕，他在《寫給劉半農給啟明的信底後面》中說：“我底意見，今之所謂‘遺老’，不問其曾‘少仕偽朝’與否，一律都是‘亡國賤奴’，至微至陋的東西。”最後，還要加上一聲“呸”。 　　胡適的“寬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寬容”構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內在裂痕，最終導致了團體的分裂。這種“絕對之是”的態度，慢慢形成了不容忍的空氣，成為胡適後來所說的“正義的火氣”。對自由的追求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胡適晚年在給蘇雪林的信中反思說：“‘正義的火氣’就是認定我自己的主張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一切專斷、武斷、不容忍，摧殘異己，往往都是從‘正義的火氣’出發的。”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