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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雨：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

http://www.CRNTT.com   2012-08-11 09:13:44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生活中的重大問題不需要去解決，科學對信仰所做的貢獻及其界限，正在於它幫助人們確立自己與目標之間的選擇關係，“形象地說，你將侍奉這個神，如果你決定贊成這個立場，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因為只要你堅持忠實於自己，你必然會達到這樣一個終極的、有著內心意義的結論”。科學不能代替，但是可以幫助我們對自己行為的終極意義做出說明，幫助我們做出自己的抉擇，並以此承擔背叛眾神的後果。對於今天的人們：我們應當去做我們的工作，正確地對待無論是為人處世還是天職方面的“當下要求”，這才是最重要的。在這個意義上，科學的“價值無涉”不是抹殺立場，其目的正是為了確立價值立場，但是這樣的價值立場必須以其他價值立場的存在為前提，才是有意義的和有效的。也就是說，作為個人的研究者必須置身於一個被認可的學術共同體，而一個沒有歧見和不同立場的學術共同體，就不是學術共同體，而只是被一種霸權控制的意識形態領域，這才是韋伯強調教師在課堂上以不扮演偽“先知”為學術倫理的關鍵，對此，我們理解得並不夠。 　　對於韋伯來說，以學術為志業，意味著必須有極大的勇氣承受外在環境的風險，傾聽內心的使命，通過獻身於“專業化”的思想過程，來為這個世界提供從不同立場建構的知識圖譜，這是一種守望的立場，是對啟蒙精神及其理性主義的艱難的，也是堅定的守望。在一個已經沒有“先知”和聖徒的時代，這是正直和誠實的學術的唯一使命，也是知識分子“令人顫栗”的命運，當他們守望未來的時候，面對詢問和等待的人們，他們不能做“理智的犧牲”，不能屈從大眾的要求而給予廉價的滿足。韋伯引用了《舊約.以賽亞書》中的一段話作為當代知識分子的肖像，並以此結束了整篇演講： 　　對於這麼多期待著新的先知和聖徒的人來說，他們的境況，同以賽亞神諭所包含的流放時期以東的守夜人那首美麗的歌所唱的完全相同： 　　“有人從西珥呼問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說，早晨將至，黑夜依然，你們若要問就可以問，可以回頭再來。” 　　聽這話的那群人，詢問和等待了已經有兩千年以上，我們曉得他們那令人顫栗的命運。從這裡我們應當得出的教訓是，單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無所獲，我們應當採取不同的行動。我們應當去做我們的工作，正確地對待無論是為人處事的還是天職方面的“當下要求”。如果每個人都找到了握著他的生命之弦的魔鬼，並對之服從，這其實是平實而簡單的。[] 　　2， “先知”、政治與知識分子 　　以東和西珥是耶路撒冷陷落前後，被耶和華詛咒和懲罰的罪惡與敵對之地，沒有被許諾拯救的希望。但是，韋伯發現：以東和西珥也正是耶和華智能的古老發源地。[]在《古猶太教》一書中，韋伯再次引用了上述《舊約.以賽亞書》中關於西珥的呼聲這一引言。而瑪麗安妮.韋伯在《韋伯傳》中描述韋伯對年輕人的影響時，也引用了這一段古老的箴言[]。鑒於《古猶太教》的寫作和發表時間與《以學術為業》、《以政治為業》的演講時間幾乎重合，即都是在一戰結束前後，而《古猶太教》又是韋伯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著作，因此這兩篇著名演講與《古猶太教》（以及身後被編輯出版的《經濟與社會》）之間其實存在著內在的、重要的對話關係，後文將再討論。韋伯認為：今天的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守夜人，面對詢問和等待的人群，他們所唯一能回答的是：早晨將至，黑夜依然。以理性精神為這個社會及其文明承受漫漫黑夜，在大眾社會籲求救贖的強大欲望面前，不被壓垮，不妥協，不靠逢迎聽眾來獲取私利，甚至不屈服在社會的暴力之下，正是學術和學術共同體在今天的歷史責任和歷史命運。在一個已經除魅的時代裡，學術與學術共同體是社會唯一可能的“理性”的錨定，儘管危機重重，也正是因為危機重重，才更需要凸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品格。在韋伯那裡，以學術為志業，正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立場。這其實正是韋伯的自我描述和自我期許。 　　瑪麗安娜.韋伯在著名的韋伯傳記中，記述了晚年的韋伯面對一戰之後動蕩的國內與國際形勢下著力研究宗教社會學的情景。正是戰爭和政治活動的經驗使得他對古代以色列人的厄運預言先知耶利米的命運發生了深刻的共鳴，“韋伯分析它的時候，跟分析清教徒的時候一樣，都在其中投入了自己巨大的內在感情。晚上瑪麗安妮聽韋伯朗讀手稿的時候，總是從很多段落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命運”[]。不同於基督教的使徒和先知們有著門徒和大量的擁護者，這位對以色列國發出末日預言，並目睹和經歷了這一切劫難的先知耶利米是不斷地遭受迫害，社會試圖利用暴力、欺騙、嘲諷來詆毀他的預言，他無法依靠基督教團體的那種精神情誼來支撐自己，相反，不被群眾理解、被群眾憎恨，“他從來沒有基督的使徒曾經有過的那種有同道支撐和砥礪的感覺”[]。當內心孤獨的痛苦吞噬他的時候，他祈求耶和華收回他的預言能力，他不想說出預言，但他必須說，他說出預言的行為本身成為他最可怕的考驗。耶和華要他不要結婚，不要生兒育女，在後期的猶太傳說中，他隨著虜掠的猶太人到下埃及，最後在那裡被人用石頭砸死。韋伯認為，這樣的預言者總是在強權危及到祖國，當猶太民族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湧現，並不可避免地捲入到政治分化和利益鬥爭的激烈漩渦中。在韋伯看來，這個厄運的預告“先知”耶利米就是現代社會知識分子的肖像。面對國破家亡的時代，這位孤獨的“流淚”先知作為耶和華的使者嚴厲地批判君主和統治者的不義，在最危難的情勢下保持著對民族的忠誠和情感，正寄托了韋伯對於現代社會知識分子的理想。瑪麗安妮認為，把這樣的猶太教的先知處理為一種特殊的類型，是韋伯晚年的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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