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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順流而下，逆流而上

http://www.CRNTT.com   2012-10-09 13:46:10

出走與被迫消失 　　若是為了愛情歌曲算個屁， 　　若是為了生命愛情算個屁， 　　我就要走我就要走，要走。 　　——《紅先生》 　　“其實《一無所有》不算搖滾，它就是一首‘西北風’的情歌，但是後來被附會了太多的內容。”李皖說。 　　在作家、音樂人劉索拉和學者李陀的高度推崇下，《一無所有》和崔健很快進入文化圈的視野。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問世以後，“崔健現象”成為學界極其熱衷的話題。“也許崔健及其搖滾樂是中國目前惟一可以勝任啟蒙的藝術形式了。因為理論界的範圍太狹窄，起不了大面積的啟蒙影響，而音樂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達不到的作用。”美學家高爾泰將崔健的搖滾推到空前的高度。 　　“有人給我數過，說《一無所有》裡‘我’這個詞出現了23次。在我的歌裡，‘我’出現的頻率非常高。”崔健後來解釋，他的走紅離不開“文革”之後集體主義逐漸瓦解和公眾自我意識的復甦。 　　不過在李皖看來，在音樂中觸及對“我”的表達，崔健並不算先行者。“80年代初的確聽到的都是‘我們’，但港台音樂進來以後，‘我’作為主詞就經常出現。實際上最早唱響小我的是鄧麗君，她的歌全是在講述個人的情感世界。” 　　在崔健成名的80年代後期，另一位台灣歌手的到來，也令文化圈十分興奮。他就是齊秦。“‘狼’是齊秦帶來的另一個‘我’的形象，他在歌中描繪的那種蒼涼荒蕪的景象，就是當時我們的價值觀面對現狀的一個縮影。”李皖解釋說，“不過齊秦歌曲中的意象更具西方的現代性，一聽就是城市中的荒涼和人群中的冷漠。但是崔健的作品，勾勒的時常是農業景象，一聽就是紅色中國出來的。他的那種力量，港台音樂的確無法企及。”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這張專輯最大的魅力，是總體上呈現的對困惑的思考。當舊的封閉狀態被打破，集體曾經共用的那種穩固的價值觀開始鬆動，崔健作品表達的正是對這種現狀的思考。或者說，他成功地講述了‘出走’的主題，始終表達的都是要背棄原來、尋找一種新的東西。新的在哪兒？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要去尋找。這種時代精神，高度契合了當時的社會症候。放在所有藝術裡，無論哲學、詩歌、文學，都堪稱是典範。”李皖說。 　　與學者們饒有興趣地凝視和解讀不同，官方面對崔健卻是如臨大敵。1988年，“新時期10年金曲回顧”演唱會在北京舉行。崔健的獲獎作品是《一無所有》，但他打算唱一首新歌。按規定每位歌手只演唱一首作品，於是他決定不帶樂隊，一個人抱著吉他就上台了。當追光打到他身上時，觀眾驚奇地發現他用一塊紅布蒙著雙眼。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崔健剛一開唱，現場一位領導馬上一臉驚慌地衝到梁欽寧跟前：他唱的是什麼？崔健一直吐詞不清，這位領導把“紅布”聽成了“紅旗”。“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為我身體已經幹枯，我要永遠這樣陪伴著你，因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臨近結束時，崔健使勁摘下紅布，狠狠地扔在了地上。這首新歌就是《一塊紅布》。 　　再後來，崔健的演出要麼很難拿到批文，要麼毫無征兆地被無故取消。來自台灣的音樂人方無行最後一次在體育館看崔健演出是在1992年的天津。“演唱會快結束的時候，看台上突然有人開始打架，場面變得很混亂。”匆匆收場以後，第二天的演出宣布取消。從這年年底開始，在長達13年的時間裡，崔健無法在北京舉行大型演出。 　　一個流傳較廣的版本是，崔健在一次大型的紅歌演唱會上擅自删減演唱《南泥灣》，觸怒了某領導。但此說時間上與崔健遭禁嚴重不符，因此不足為信。那時李皖早已大學畢業，供職於武漢的一家媒體，崔健在武漢的演出也在售票之後無故取消。令人不解的是，他們從來沒有收到過一張來自官方的明確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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