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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益耀：中國崛起成就大 能否複製且存疑

http://www.CRNTT.com   2012-11-30 00:12:51

動態影像掃描 　　第二大方面的問題主要也是有關方法論的。時下談到“中國模式”時，很多人都僅就既定時段內中國制度體系和政策配套的橫切面，界定其特徵。比如近年來便有人提出“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對立的理念（下詳）。美國政府和歐盟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十一年以來，至今仍然不肯“賦予”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顯然，這在一定程度上牽連到“判斷標準”的問題，同時也難免受制於各當事國的利益前提。當然，西方不少團體對中國的“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也多有所詬病，“人權問題”那就更為突出了。中國在這方面對美國政府的指責，也不時發表“白皮書”反駁，比如指出美國白黑兩大族裔所面對的雙重人權標準問題。這其中所涉及的不只是客觀事實舉證問題，更為複雜的是當事者的價值取向。因此，各方對中國的毀譽，見仁見智，似乎永遠糾纏不清。 　　儘管如此，我認為要對“中國模式”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不但必須採用“科際交叉”法，分析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藝政策領域各個層面的互動關聯性;而且恐怕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將它視為一個“動態發展過程”，或曰“文明轉型現象”；或者更為通俗地說，是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道路”。實際上，這一民族自強道路早已肇始於清末的“百日維新”，經辛亥革命、八年抗日戰爭，延伸入1949年大陸政權交替後的幾次翻天覆地的制度與政策的歷史性試探。這包括引進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1953年）糧棉統購統銷政策（1953）農業集體化和工商業國有化（1955/56）大躍進和農村公社化（1958），以致於文化大革命的閉關自守（或曰自力更生）政策（1966-76）和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的大逆轉。冷眼看歷史，這些都可以說是尋求民族自強的歷史突破性政策。期間的跌宕起伏，尤其是1960年代初期大規模農業歉收和經濟大崩潰所導致的巨大人命損失和經濟崩潰（1962/63年才開始逐漸緩慢地恢復元氣），在一定意義上也屬難以避免的“學費”；我們不可也不必迴避這一悲痛的歷史事實。就當下香港計劃推行“國民教育”之下各界特別關注的“中國模式”而言（下詳），作為一個動態進程，也應該追溯至毛澤東在建國初期（1950年代）所提出的,到西元2001年要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的願景。周恩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1974年）勾畫出來的“四個（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現代化”的藍圖，以及鄧小平在1978年底代表“歷史轉捩點”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所強調的ˎ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可說是一脈相承的。而我上面所說的翻天覆地的制度和政策的調整與變遷，實際上也可說是這一長期民族自強政策的體現與動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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