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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又一輪增長

http://www.CRNTT.com   2014-03-27 07:46:26

從產出看。對於我們這種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中是否存在水分，關鍵要看投資能否形成有效供應。如果投資變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與這部分投資對應的增長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資固然形成了現實生產能力，但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形成規模日大的流通庫存，並進而迫使業已形成的生產能力長期閑置。與這樣一些流通庫存和過剩生產能力相對應的產值，同樣構成經濟增長的水分。近年來，中國產能過剩形勢日趨嚴峻，傳統產業的產能大面積過剩已是痼疾，就是新興產業，產能過剩的增長勢頭也令人擔憂。統計顯示，當前中國產能利用率平均已低於80%，有些產業甚至低至70%。按照85～90%系正常水平的國際標準，中國目前的產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險水平，有的行業已進入破產的境地。應當說，產能過剩已經形成阻礙經濟健康發展的“死荷重”。 　　將投入和產出對比起來分析，便形成評判經濟增長效率和質量的綜合指標。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指的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既定的產出，或以既定的投入獲取最大的產出。近年來，在增長至上的激勵機制下，各地對增加投入普遍高度重視，但很少顧及產出的數量和質量，更忽略了投入和產出之間的效益聯繫。這樣做的必然結果，就是伴隨經濟增長率的高懸，中國的經濟效益提高緩慢，甚至有所下降。中國全社會的增量資本產出比的數據，清楚地刻畫了這一變化的軌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增量資本產出比經歷了兩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1979-1995年，平均為2.3；第二階段為1996-2011年，平均為3.5；後一階段竟比前一階段上升了52.2%！與相似增長階段的發達國家比較，中國現階段增量資本產出比明顯偏高，如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其增量資本產出比基本維持在2.0的水平，此後則緩慢下降。 　　顯然，過去30餘年中國經濟增長雖然長期居於高水平，但速度過快，難免“泥沙俱下”，其中包含的水分不可小覷。如此，倘若中國經濟在增長速度下降的同時，大大壓縮了其中包含的水分，換言之，如果增長速度之下降換來了效益的提高和質量的改善，那麼，我們經濟增長將更為真實，人民將因此得到更多的福祉。這種變化並不可怕，反而是值得歡迎的。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之間，客觀地存在著勞動生產率的差距；這種差距在根本上決定了兩類國家的經濟差距。因此，所謂發展問題，所謂趕超問題，所謂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實質上可歸結為縮小兩類經濟體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問題。因此，比過去稍慢但質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長速度，恰恰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也恰為我們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切實的物資保證。 　　新階段必須調整宏觀調控思路 　　文章稱，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深化以及應對危機手段之捉襟見肘，使得在上個世紀後20年已被視為敝履的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卷土重來，貨幣擴張幾乎是各國宏觀政策的不二選擇。 　　凱恩斯主義在防範危機惡化，從而避免產生多米諾骨牌死亡效應方面，確有明顯效果，但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工具著眼於短期，其藥方的療效或屬引鴆止渴，或屬麻醉緩釋，它並不能從根本上救助因長期結構性失衡所造成的大危機。 　　首先, 需求管理在總量擴張上能發揮作用，但對於結構轉型與結構優化所起作用甚微。如今全球各大經濟體陷入危機，其根本原因還在於深層的結構性問題。比如，美國的貨幣擴張並沒能使得依靠私人消費需求支撐增長的方式有多大改變，而中國的總量擴張，也有導致結構進一步扭曲的副效用，例如產能過剩問題、單位GDP 能耗上升等等，在近年來事實上進一步惡化了。其次, 全球需求刺激政策已經走到末路。一則，由於需求管理政策長期過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遞減，恰如強弩之末；二則，需求刺激政策的潛在風險由微而著。再次，從國際範圍看，單純的需求擴張，極易引發貿易戰、貨幣戰，損人且不利己。 　　因此，如果我們判斷當前全球危機的本質是實體經濟層面的結構性失衡、發展方式偏頗和創新能力缺失，如果我們認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構成中國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期發展的真正基礎，那麼，我們的宏觀政策就要及早轉型，需求管理應當緩行、慎行，而供給面的體制機制調整則應盡快進行。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強調，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我們認為，在當今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及早向供給管理轉型；政策重點盡快由短期的救市和維穩，轉向效率的提升和增長潛力的提高，哪一個國家就能更快地調整好自身結構以適應全球發展新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輪的全球經濟競賽中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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