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

從韓總理辭職看“東亞恥感文化”

http://www.CRNTT.com   2014-04-29 11:32:42

無獨有偶，2012年8月，時任總統李明博因為一位7歲女童慘遭性侵而公開向國民道歉；2011年9月，韓國發生大規模停電事故，當時政府主管部門知識經濟部長官崔重卿辭職。 　　韓國官場盛行的這種“恥感文化”有著深刻的背景。拋卻歷史文化原因不談，二戰後，韓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民主化進程的加速，在大國夾縫中生存的地緣困擾，形成了韓國社會敏感、自尊，而又時時充滿危機的意識。 　　在民間層面，“恥感文化”折射出民眾有血性。曾記得，幾年前為抗議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有大學生當街絕食斷指抗議。 　　與韓一水相隔的日本同樣也流行類似的“恥感文化”。2007年，時任農林水產大臣的鬆岡利勝，因為經費管理混亂等問題被國會問責後，最終不堪壓力上吊自殺。 　　放眼全球，在西方，國家政治責任追究機制並未表現出東亞模式的血腥，更多地體現於個人尊嚴、問責政治文化和完善的法律規定。 　　在西方，現代意義的政府問責最早發端於英國。1742年，輝格黨領袖、內閣首相羅伯特·沃爾波，因失去了下院多數的信任而被迫率內閣集體辭職，“內閣失去下院多數信任必須辭職”就成為英國一種不成文的制度。 　　而今，行政問責已成為西方政治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西方社會已形成一種官員對自己言行和決策承擔責任的文化。從政府到民間，人們已經形成一種政治慣例和習慣性思維，即某官員出現失職、瀆職並造成不良後果或損失，或者個人行為不端，該官員就應立即主動出來公開道歉，甚至辭職。 　　德國是西方把問責制發揮到極致的國家，“政治潔癖”成為正常官場生態。1993年，德國經濟部長默勒曼辭職，原因是他用官方信箋為遠房親戚的一個小發明做廣告；前幾年，德國綠黨主席厄茲德米爾被發現用出公差積累的飛行里程換機票去度假，被迫辭去議員職務。這兩年，從前總統伍爾夫到前國防部長古滕貝格，再到前歐洲議會副議長科赫·梅林，其辭職原因居然是房貸優惠、學術論文造假等在國人看來“雞毛蒜皮的小事”。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