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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走出經濟低谷惟一通道

http://www.CRNTT.com   2015-11-24 07:56:35  


 
  先看城鄉收入差距是怎樣抑制了消費,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農民的務農收入增長緩慢,抑制了農民消費。長期以來,農民家庭收入的主源是農業,農業收入占農民家庭純收入的比重,新千年之初還占一半以上,但到2012年已下降到39%。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占比下降,不是由於農業生產停滯,也不是由於農產品價格水平提高過慢,因為自2004年以來,中國農業已出現“11連增”,而新千年以來,農業PPI的年均增長率是同期CPI的3倍和工業PPI的5倍。農民務農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農業生產投入增長率顯著超出了產出增長率,2001年-2012年,農業現價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3%,這個水平幾乎追上了同期的現價GDP增長率,但同期農業物耗年均增長率高達12.2%,所以同期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年均增長率只有7.9%,是農業物耗的高增長吃掉了務農純收入。

  中國以7%的世界耕地面積養活了22%的世界人口,在有限的土地上保13億人吃飯,靠增加物質投入保增產是無奈的選擇。顧了保農業投入卻顧不了保農民收入,如果不是農民外出打工收入支持了農村人均收入增長,如果不是2008年農民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了務農收入,就不會有2008年以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超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出現。

  農業物耗過高抑制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背景,還是中國“小農戶+大市場”的格局始終沒有改變。2013年,中國農業的總物耗率為41%,但發達國家的農業物耗率普遍超過50%,而農民收入水平卻普遍高於城市居民,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農村人口比重低,因此農村人均擁有的農業資源如耕地等,遠較中國為多。進入新千年以來,由於為保農業產出而不得不連年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致使目前中國主要農產品價格都已顯著高出國際市場水平,如3種主要糧食已平均高出進口價25%-30%,棉花和豬肉更是幾近1倍,這就使以提價保農業增長的路子走到了盡頭,而價格難有提升,農民的農業收入就會進入新一輪停滯,這個收入缺口,恐怕外出務工收入也難以補得上,所以從未來看,中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恐怕又會進入一輪新的萎縮期。

  第二是農民在城市打工掙錢卻不在城市消費,直接壓低了消費率。根據2012年國家統計局的家計調查,當年城市居民消費率是68%,而同期農村居民消費率是55%,二者相差13個百分點。典型調查說明,打工農民的消費率只有40%,打工收入主要是帶回農村。那我們就可以算一筆賬: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目前全國有2.7億農民工,他們的平均工資在月薪3000元左右,而他們在城市的消費率是40%,則每年農民工從城市轉移到農村的現金收入總額應在5.8萬億元左右。再按農村居民消費率55%計算,這近6萬億元中應該有2.6萬億元形成了儲蓄。但是因為2.7億打工農民基本不在農村消費,因此由農民打工收入所形成的儲蓄總金額在3.5萬億元,應該不算高估。

  新千年以來,消費率從2000年的62.3%掉到2013年的49.8%,其間政府消費率只掉了2.3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居民消費率從46.6%掉到36.2%,掉了10個多百分點。如果是因為打工農民的儲蓄行為壓低了6個百分點的居民消費率,則城市化滯後所導致的消費率下降,就占到了新千年以來消費率下降的六成原因,其他四成應是產權體制改變所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原因。從這個角度看,由推動城市化引起的消費率回升,也只會使總儲蓄率從目前的47.8%下降到41.8%,還是很高的水平。我知道有些人反對城市化並不是因為反對轉向內需,而是擔心提高消費會損失了中國的發展後勁,但是宏觀大賬算下來,並不是會因推動城市化而導致儲蓄率下降到可怕的程度,就應該放心了吧?實際上,即便今後把體制因素所造成的消費率降低也解決了,儲蓄率仍會在新千年之始35%的水平,這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已經足夠高了。儲蓄率與消費率都不是越高或者越低越好,而是保持合理比例最好,而衡量合理比例的尺度,就是產能可以充分利用,產品沒有積壓剩餘。

  只讓9億農民參加城市的工業化建設,卻不讓他們進入城市生活,這實際上是一種儲蓄機制,由此形成的儲蓄在全球化興盛的時候,是中國能夠形成大規模出口的來源,但是當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並且危機被長期化的時候,不轉向由城市化推動的內需擴張過程,中國就沒有了消除過剩的機制,就會走向生產過剩危機。所以推動城市化才是走出低谷的惟一通道。

  第三是農民社保水平低,收入中就會有一部分轉化成社保儲蓄起來,直接影響了農民消費,這個就不多說了。

  城市化藍圖

  文章稱,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來描繪一幅藍圖:

  首先看看有多少農民應該進城。按照目前的統計,農村戶籍人口有8.9億,但其中有3000萬人已在城市長期生活,所以可按8.6億計算,這與衛計委統計的農村“新農合”人口數也是相符的。

  如果按日本每個農業勞動力擁有3.2公頃耕地面積計算,中國有3300萬農業勞動力就夠了,如果每個農民家庭有2個勞力,則未來農村人口在7000萬以下就夠了,相應需要遷入城市的農村人口總量就是8億人。如果到2035年中國人口是15億,則屆時的城市化率是95%。在這個水平,無論怎樣衡量中國都已是一個現代化國家了。

  目前第一產業仍占用了2.4億勞動力,如果在推動大規模城市化的同時,推動農業機械化與農業家庭規模經營,有3300萬勞動力就夠了,就可以解放出2億農村勞動力,中國就不會再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城市工資上升壓力相應就可以減緩了。

  如果未來20年有8億農民進城,平均每年就需要安排4000萬農民轉為市民,要求城市化率的年均提升速度是5.4%,是目前的5倍。根據有關方面的分析,每個農民轉化為市民,包括居住、社保和城市基礎設施配套,共需25萬元,8億農民進城,20年內總共需要支出200萬億,分解到每年4000萬人進城,就是10萬億元,相當於去年GDP的15%。中國政府目前的負債率還未超30%,提高15個百分點的負債率應該不是難事。此外,如果通過推動城市化,把近9億農村人口的消費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國的消費規模將會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長率繼續20年。當前的生產過剩壓力自然會消除,住宅將變得嚴重供應不足,房地產與銀行間的不良債務循環也可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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