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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復甦應著重提升增長質量

http://www.CRNTT.com   2016-05-04 05:23:31

復甦應著重提升增長質量 　　文章指出，從更長的時間階段審視，中國經濟短周期波動陷入景氣谷底階段，這一次較前幾個周期有許多不一樣。如果從1990年代初期以鄧小平南巡為標誌開啟的中國全面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開始算起，中國經濟經歷了三次大的階段景氣低迷期，分別是1998年-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形成的增長波穀、2008年-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之下的增長波穀，以及始自2014年至今的經濟增速下行的景氣波穀。這次不一樣之處在於中國經濟自身禀賦變化與體量增大，傳統粗放經濟模式難以為繼，同時有全球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共同呈現出的市場化社會大生產模式矛盾的集中爆發因素，中國經濟潛在增長速度重心下移不可避免。 　　而與兩次經濟景氣波穀有所不同的是，此次的景氣低迷中蘊含總量方面的積極因素提升，同時伴隨結構方面的重大不確定與隱形風險的顯著提升。 　　總量積極因素在於改革開放30多年高速增長帶來的物質、資本、技術積累，基礎設施建設與基本服務供給穩步推進，城鎮化持續對勞動力形成吸納，市場導向下的政策決策仍能保持高度的社會資源的控制與動員能力，以及勞動力結構發生的新變化等，這一切的變化使得總量的就業壓力大大緩解，為各類結構矛盾壓力抒解提供機遇。就業是民生經濟最現實、最直接的體現，如果僅以西方慣用的以就業導向衡量經濟穩定度，與過去兩次景氣周期低迷之時出現過的大量勞動者返鄉、工廠停工相比，中國經濟的此輪景氣谷底當只是暖冬。中國經濟增速下移也因此不如此前那樣引起太多的焦慮。理性地來看，穩經濟其實並不等同於穩增長，應當對中國經濟“基本盤”的穩定度存有底氣與信心。這種底氣預示著，穩增長無需以往歷次那樣，再度藉由要素粗放投入、低效率以及環境破壞為代價拉動經濟增長。 　　當然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底線定得也並不低，十三五規劃的年均增長速度為6.5%。結構方面重大不確定與隱形風險顯著提升的判斷在於，仍以民生經濟衡量，房地產價格二十年持續長波段的上漲，以各個角度衡量都已經瀕臨界限。全面金融屬性化的房地產市場在市場導向之下，行業景氣不可能一直是上升期，其間不可避免會有反向波動的可能，一旦步入景氣下行周期，則龐大的關聯產業鏈將會高度影響全社會投資規模，以及會對深度綁定的整個銀行金融體系、地方財政收入與債務負擔、居民信用消費等層面產生衝擊。 　　客觀地說，房地產市場吸納了社會過餘流動性，平抑了整體物價水平，這是中國十年以來貨幣供給擴張迅猛但房價以外的物價總體穩定的基礎之一，如果房地產市場因價格回落失去吸納功能，流動性過剩就可能對其他金融與物價穩定造成衝擊影響，將成為新的熱點問題。由此來看，平滑房地產價格下跌導致對經濟與金融體系造成系統性衝擊與不確定性影響，就將給政策施為帶來考驗。 　　在房地產投資新增空間不大、外需預期不高、消費增量貢獻短時期不可能大幅加速的條件下，新的可以持續依賴的穩增長力量在何處？目前來看，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一直以來成為拉動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持續高增長的引擎之一，儘管投資基礎規模已經相當龐大，但人民日益增長的新需求繼續對這一領域的持續投資提出需求，且這一需求在中國各地城市、城際、地域之間帶有普遍性，將可以繼續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引擎。當然，需求催升與新供給改革對公共產品提供在理念、質量、經濟與社會效益與效率共容等各個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製造業升級與轉型催逼質量提升，是今後拉動增長被寄予厚望的新引擎，這也是國家整體競爭力提升的根本保障。美國、德國等國家之所以能夠或激發出新的經濟活力，或保持長久的經濟穩定度，其重要的基礎即是其持續領先於世界、甚至引導科技與消費潮流的製造業優勢，而反觀日、歐經濟躑躅裹足，也與其製造業創造、創新活力下降有關(可以將曾經鼎盛一時的鬆下、索尼、諾基亞等品牌公司與微軟、蘋果、西門子、菲利普等的長久興盛進行對比，而日本依舊能夠保持科技與製造強國地位，與其依舊處在興盛期的福田、本田、豐田之類的汽車製造業強企緊密相關)。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為衡量標準，借助勞動力與市場規模優執，中國已經成為製造大國，但從飛機、汽車等重要工業制成品依舊沒有世界級品牌、甚至關鍵零配件都無法“國產”的現實看，我們離製造強國還有很遠的距離。 　　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供給側”改革將是漫長與艱辛之路。科技原創能力的提升更是一個長久過程，涉及包括產權體系在內的系統性的制度優化保障，儘管中國目前已奠定雄厚的物質、資本與技術基礎，但往前看仍有巨大前行差距。因此，寧要具有質量的穩速甚至相對較慢的速度，而不要無質量高速低效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回歸，這應該是對促動新的景氣復甦提出理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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