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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如何應對美國對華政治戰

http://www.CRNTT.com   2020-11-15 00:01:41

一是確保理性反應。除了對競爭對手進行打壓恫嚇，使之畏首畏尾失去戰略氣勢之外，激怒對方並誘其做出不理智決策，造成代價高昂或不可挽回的錯誤，也是政治戰中的常用策略。因此，過激反應是大國博弈中常犯的錯誤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政治戰中的心理分析技術、心智操控手法更加強大隱蔽，對競爭對手的干擾使壞往往經過長期準備、周密部署並精心挑選時機，輔以多種策應手段，並根據對象國的政治生態、社會生態、決策參與者的心理偏好和不同議題的具體決策過程而“對症下藥”，往往稍不留神就可能中了對手的“激將法”。在大國博弈中，應儘量避免因礙於顏面、出於短期政治考慮或基於未經推敲就倉促認定的國家利益，甚至按照官僚機構的固定行為習慣或“標準操作模式”，而對其他國家的政治戰攻勢做出機械反應。中國有博大精深的戰略文化，歷史上有數之不盡的正反案例可供借鑒。衹要保持必要警覺，就不會被牽著鼻子走。當然，在特定條件下，面對對方挑釁，則可以借力打力順勢而上，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看似是不得不對對方挑釁做出對等反制，實則符合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二是保持開放包容。陷入封閉僵化是大國博弈中比較容易犯的另一類錯誤。由於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社會福利支出上升、海外行動日益頻繁、謀求戰略優勢的努力水漲船高，以及不得不為爆發各種假想的極端情形和最壞情形做必要的防範，國家往往在發展和博弈過程中面臨越來越大的財政約束。這可能成為導致國家治理陷入僵化的制約因素。例如，蘇聯在80年代中後期就因軍備競賽而嚴重擠壓了財政空間，進而加劇了體制僵化。旨在確保信息保密、防止外來干預和提高行動效率的“小範圍決策模式”，也可能成為體制封閉僵化和政策上犯錯的原因。因為這種決策模式會形成日趨同質化的思維路徑，阻塞信息負反饋渠道，降低決策品質，削弱政策的信譽和可接受度。例如，特朗普政府就是典型的“小範圍決策模式”，其推出的各項政策備受爭議；小布什政府在“9·11”後相當一段時間也是這種決策模式，導致對外政策日趨極端，被迫在第二任期內進行調整；里根政府的決策風格更是如此，結果捅出“伊朗門事件”。 　　由於體制和國情不同，美國和蘇聯在大國博弈中出現的失誤不太可能發生在中國。中國將更有條件發揮制度優勢，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科學分配資源精力，統籌調動各方力量，兼顧“宏觀穩”與“微觀活”原則，確保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共同發揮作用，在充分調動個體主動性創造性的前提下匯聚集體合力。 　　三是儘快補齊“短板”。對後發國家而言，雖有所發展但羽翼尚未豐滿、雖順應時勢卻尚未到達相應狀態的時期，最容易招致外部打壓，也是對外部壓力最敏感的時候。將強未強之際，唯有格外小心謹慎，務必護住“短板”並儘快補齊“短板”，才能有效應對大國博弈，確保發展進程不被打斷。 　　中國在這方面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既是中國優化自身國家形態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應對外部博弈壓力的緊迫需要。我們應長期堅持“換位思維”和“逆向思維”，從包括金融、科技、網絡等領域在內的治理體系各環節進行漏洞和短板自查，將外部博弈壓力合理轉化為不斷推動自我完善的內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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