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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重新審讀五四新文化運動

http://www.CRNTT.com   2009-04-18 07:32:41

第四,成功的“文化斷裂”,既非全盤西化,也不是固守傳統。 　　1902年,流亡政治家梁啟超稱“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7年,留日學生魯迅力主“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文化偏至論》)；1930年代,史學家陳寅恪撰《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册審查報告》,肯定:“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1940年代,哲學家賀麟作《五倫觀念的新檢討》,認為:“我們要從檢討這舊的傳統觀念裡,去發現最新的近代精神。從舊的裡面去發現新的,這就叫作推陳出新。必定要舊中之新,有歷史有淵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上述四人,政治立場及學術領域相差甚遠,但兼采東西、融會新舊的大思路相通。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雖有個別偏激言論(如錢玄同之主張廢除漢字、魯迅的提倡“少讀或不讀中國書”),但大致路徑仍是融會貫通。 　　第五,成功的“文化斷裂”,必須兼及突破的勇氣以及彌合裂縫的自覺。 　　五四新文化人與傳統決裂的姿態廣為人知,可在實際操作中,則是海納百川,吸取了晚清諸多改革的主張,並將其進一步明確與深化。正是這一“成功的收編”,使其有可能借助積澱了半個世紀的變革動力,造成如此風雲激蕩的局面。五四新文化的主張,大都不是首創,可時代氛圍以及理論自覺,使其顯得格外突兀偉岸。我之再三陳述晚清與五四兩代人的“合力”,正是基於這一設想(參見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另外,五四新文化人擅長自我糾偏,及時縫合裂縫,如胡適的主張“整理國故”以及撰寫《白話文學史》、周作人的提倡“有雅致的俗語文”以及撰寫《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都是對於白話文運動的調整與重塑。 　　第六,成功的“文化斷裂”,當事人必須掌握話語權,故能自我經典化。 　　1905年清廷決定廢除科舉,此舉對於中國政治思想走向的深刻影響,幾乎是在百年後才為學界認知；當初只有極少數人(如嚴複、章太炎)稍有意識,但也未能展開深入的論述。五四運動則截然相反,塵埃還沒真正落定,已經有了神聖的“命名”。 　　1919年5月23日《每周評論》上刊出羅家倫以“毅”筆名撰寫的《五四運動的精神》。此後,新文化人利用其掌握的報刊、學校以及教科書等,連篇累牘地對“五四”進行追懷、紀念與闡釋。如此迅速地自我經典化,這樣的機遇,實在是千載難逢。從1960年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到1990年舒衡哲(Vera Schwarcz)出版的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再到2001年刊行米列娜等編輯的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論者都注意到半個多世紀以來各黨派對於五四運動闡釋權的爭奪,與一時代的意識形態建構糾合在一起。這麼說,並非將五四新文化的偉業,完成歸結為當事人的“自我建構”,進而泯滅是非功過；而只是提醒讀者,這一經典化過程之所以如此神速,其中蘊涵著權力與計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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